1848年2月，两位“大胡子”合作完成的一本神奇的书问世。从此，一个“幽灵”开始在欧洲游荡，后来发展成为强大的历史潮流，风靡全球。

　　1920年春，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一间柴房里。一个人在忽明忽暗的油灯下翻译一本外文书，很投入，错把墨汁当义乌红糖蘸着粽子吃。

　　193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有3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其中就包括在1920年夏秋读到的那本书。

　　那两位“大胡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那个在油灯下认真翻译的青年学者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陈望道，而那个“幽灵”的载体、那本影响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书就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红色经典”《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渐渐影响中国

　　1845年2月，一位叫做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年轻人因为“传播反动言论”（从事共产主义宣传活动），被普鲁士反动政府和法国当局逐出国境，辗转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4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从巴门迁来此地。从此，这两位天才、巨人、战友和同志开始了前无古人的伟大合作。

　　所幸的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白天鹅咖啡馆找到了思想与心灵的居所。白天鹅咖啡馆的大厅没有窗，灯光略显昏暗。马克思总是习惯选择进门左手的角落坐下，或是独自思考，或是与人讨论。在这里，陪伴他的，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恩格斯。

　　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顺利通过了恩格斯为同盟起草的章程，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同盟合写《宣言》，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行动纲领或者党纲。会后，即1848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一起相处的半个月里，共同探讨了如何起草《宣言》，对纲领的具体内容、结构、大纲和部分细节交换了意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最后，将《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合二为一地进行了修改和创作。在恩格斯因事返回巴黎后，马克思单独执笔完成了初稿，并定名为《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24日，《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互伦街19号哈里逊印刷所出版，这是一本仅23页，装帧简陋的德文小册子，印数仅几百册，但它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世界共运史上公认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成为掀起大半个世界思想波澜的鸿篇巨制。德文本《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很快被译成法文、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而风靡世界。

　　《共产党宣言》传入中国，其传播过程颇为曲折。

　　第一个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片段文字介绍到中国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时为1899年2月，刊发于上海《万国公报》。

　　19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流亡欧洲时，也曾学习和研究过《共产党宣言》。孙中山1896年伦敦蒙难之后在英国留居近1年，其间，曾常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里，孙中山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动情况，并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影响深远。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共产党宣言》思想。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开始介绍马克思。1903年2月15日，由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杂志《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上，发表了革命派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

　　1905年8月，孙中山从欧洲回来后，便在东京建立中国同盟会；同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先后在《民报》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运动。

　　1906年，宋教仁署名勥斋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那时的翻译都是片断的，有许多不准确甚至谬误可笑的翻译，比如朱执信，他将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了半文不白的东西。

　　无政府主义派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认为《共产党宣言》是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之入门书，不得不研究。于是有关《共产党宣言》的文章便不断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杂志《天义报》上。1908年3月15日，刘师培（署名申叔）在《天义报》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序》。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宣言》作译序。

　　1912年6月2日，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杂志第2期发表了译述的文章，对马克思的生平、《共产党宣言》（译为《共产主义宣言》）作了介绍。

　　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就是由自发翻译介绍到自觉研究介绍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李大钊。1917年冬，李大钊应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图书馆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1918年，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在第16号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的最后几段文字，包括十大纲领全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译者是成舍我（署名舍）。

　　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认为“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不仅如此，李大钊在介绍唯物史观时，还专门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1章的部分内容。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有了更多、更完整的译本。《共产党宣言》呈燎原之势在中国广泛传播，从众多的译本上就可得以证明。

　　一封特殊的约稿信

　　《共产党宣言》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陈望道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1891年，陈望道出生在浙江义乌西乡山区的分水塘小村庄里。少年时期的陈望道在家乡私塾中接受了传统教育。16岁时，他到义乌的绣湖书院学习，以后又到金华、上海等地求学。1915年，陈望道赴日本留学，起初在东洋大学学习文学、哲学，后来在中央大学学习法学，获法学学士学位。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日本著名的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努力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面对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1919年6月初，陈望道从日本毅然返回祖国，应聘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员。后因“一师风潮”离开“一师”，于1920年春回到故乡义乌。

　　当年，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深为赞叹，以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当时，戴季陶是孙中山的秘书，又是陈独秀眼中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戴季陶当时确实极为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希望将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著作翻译成中文。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思想颇为激进，曾买到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深知此书的分量，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包含有极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字也极为优美、精炼，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因此，要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要做到文字的传神就更不容易了。恩格斯也曾说过“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戴季陶望而却步，这事就耽搁下来了。

　　1920年1月，陈独秀乔装成一个商人，坐上李大钊赶的骡车，悄悄离开了北京。分别之际，他们相约在南北各自活动，组建一个政党。建党首先需要一种理论武装，在陈独秀离京的行李中，有一本叫《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原著为德文本）。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准备带到上海物色合适的人选翻译成中文。

　　戴季陶在中国共产党筹备创立时是陈独秀的密友，他当时已成为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为此，他再次萌生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意念，想将译作首先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他的想法得到《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的赞成。但由谁来翻译呢？邵力子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于是，一纸邀稿函飞到了陈望道手中，并随函附来了一本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到达上海不久，便听说浙江义乌有一位叫陈望道的青年正在研究翻译《共产党宣言》，不过依据的是一本日文版。陈独秀大喜过望，立刻把自己带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托人带给了陈望道，供他翻译时参考。

　　错版印刷的《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回到家乡后，在一间柴房里开始专心翻译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柴房经年失修，破烂不堪，而且山区早春的气候还相当寒冷，常常冻得他手足发麻。可他硬是只凭借着柴房里的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一盏油灯，以及老母亲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

　　一次，母亲看他在家里翻译很辛苦，就拿些粽子和地方特产红糖给他吃。于是，工作起来很投入的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拿粽子蘸着红糖吃。结果，他自己都不知道，实际上他没有蘸到红糖，蘸的是墨汁，母亲进来看到，连忙说：“望道，你嘴巴怎么都是黑的？”这时，陈望道才明白过来。

　　陈望道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聚精会神字斟句酌地翻译，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译得准确、妥帖，翻译的难度颇高。“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这是《共产党宣言》的首句。他挖空心思，寻找一个一开头就能吸引中国人，具有震撼效果的句子，起码也要让中国人民接受它、传播它的词。最终还是采取“怪物”加上注释的办法。“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尾句。仅从这首尾两句中，已可感受到陈望道翻译这部著作很好地传达了那种撼人魂魄的力量。

　　反复推敲，一气呵成，多少个不眠的日夜过去了，整整两个月，终于译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文本。

　　这时，陈望道收到《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一份电报，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陈望道带着刚刚译出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兴冲冲翻山进县城，前往上海。

　　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住着李叔同和李汉俊二人。李叔同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李汉俊是留日归来青年，回国后主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陈望道和戴季陶、沈玄庐等是《星期评论》的主要撰稿人。1920年2月，《星期评论》编辑部迁到三益里李汉俊家。李汉俊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语，为人随和。

　　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本交给了李汉俊，请他校阅。李汉俊校阅毕，又请陈独秀再校看译文。陈独秀审阅时，戴季陶也在，他们看到译文非常满意。戴季陶立即将稿子拿去，准备按计划在《星期评论》连载。不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当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

　　这年5月，成立了上海的马克思研究会，陈望道是成员之一。8月，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诞生，由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和陈望道8位成员组成，由陈望道担任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是当务之急。虽然因《星期评论》停刊而无法公开发表陈望道的译作，陈独秀仍尽全力设法使它面世。陈独秀与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维经斯基也很重视此事，当即筹措一笔经费。于是，在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取义于“日日新又日新”。

　　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初版于1920年8月，平装本，纸质，红色封面。该书刚一问世，立即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竞相争购。但由于排版疏漏，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共产党宣言》初版时印了1000册，即刻销售一空；1个月后再版，又印了1000册，封面书名改正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肖像的底色也变成蓝色的，书中正文只字未动。再版仍然售空。

　　译者陈望道

　　《共产党宣言》陈译本的问世，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继“又新”印刷所之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和新文化书社等出版单位又相继大量出版《共产党宣言》，仅平民书社就重印了10次，到1926年5月已是第17版了。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大为惊慌，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在当时的反动统治下，马克思主义书籍是禁书，反动派常把读马克思的书和所谓“共产”“共妻”“洪水猛兽”连在一起，希望以此来扼杀马克思主义。

　　陈望道也因此一再受到迫害。尤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宣言》译者”的头衔已成为敌人对他恣意迫害的一顶帽子。但是，陈望道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总是不胫而走的”，“真理在无声的前进，没有办法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共产党宣言》在以后再版过程中，除了陈望道这个译名外，还先后用了佛突、陈晓风和仁子、V.T等译名（皆为陈望道笔名）；出版地点也常常更改，如广州出版社等，其实并未在广州印刷过，无非是为了以假乱真躲避敌人的搜查。尽管在不断的重印中出现了不同的书名和译者名，封面也有变化，但版本多袭用“又新”印刷所版。

　　从1920年8月第1次印刷发行到1938年上海新文化书房印最后一版时，该书3易书名，4改译名，6换出版单位，冲破了反动当局多次查禁封锁，最终成为我国早期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了重要作用。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使之同工人运动结合。从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一大确立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和党纲来看，党从一开始就是按《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组建的。

　　中共一大召开后，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广东等地建立区执行委员会，并提出各地应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开展宣传工作等问题。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为第一任书记，后因不满陈独秀家长式作风而主动脱离党组织。

　　1956年新年伊始，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份来到上海，点名要见陈望道，使陈望道要求回到党组织的心情更为迫切。不久，他向上海市委提了出来。上海市委向中央汇报时，毛泽东说：“陈望道什么时候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1957年6月，陈望道如愿以偿。但直到1973年8月，他成为中共十大代表时，才将身份公开。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在上海逝世，享年86岁。陪伴他的是一本《共产党宣言》，鲜红的党旗映衬着他那安详的面容。

　　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的初版，既没有精美装帧，也没有采用优质纸张，但在那个时代却犹如一面旗帜，指引着革命者前行。现存的11册首版中译本中，以上海图书馆藏本品相为上佳，被列为一级文物。

　　2011年5月，有“红色中华第一书”之誉的《共产党宣言》国内首版中译本由上海图书馆下属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仿真影印出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献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此次仿真影印，以上海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同时还影印了1920年9月重印的修正版，并附以专家撰写的长篇影印说明，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文初版的问世经过，以及《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情形等。

（吴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