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一

格非曾以十余年的时间，尽数投入“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中，“忠实描摹时代创伤，呈现伤口的隐隐作痛”。此种感觉可能触发了格非下笔去写一部新的小说――《望春风》，“我试图在弥合创伤上作一些努力”，这既是对上一阶段创作的补充，更是别立新章的一种尝试。

《望春风》是格非关于故乡和乡村题材的收官之作。小说以乡村里各种普通而又不平凡的村民的故事为切入点，刻画村庄由简朴内敛逐渐衍变的复杂过程，并展现它可能的未来――“乡土中国”面临终结。

也许就是在格非笔下，在他描写的“乡村终结”的过程中，《望春风》让我们获得了一个重新审视现代乡村伦理和历史变革的机会。

谈创作一部重返故乡的小说

读书周刊：写完“江南三部曲”之后，您曾说，打算最近一段时间不再写触及乡村的题材，想写一些玄幻、悬疑的，甚至还想写推理小说，但您的新作《望春风》，故事同样来自乡村，并具有微缩中国乡村当代史的意义，为何又重新开启了乡村题材的创作？

格非：在“江南三部曲”最后一部《春尽江南》的结尾，当庞家玉孤独地死去的时候，我觉得写得过于悲观了。我当时就在想，她，或者说我们，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命运？如果有，那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所以在《望春风》中，我安排了稍好一点的结局。《望春风》的整体基调会比三部曲多一些暖色，更多留意中国乡村的人情。

写这本书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我弟弟带我去看老家的时候，我发现老家没了，全部都是瓦砾废墟。这或许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可是对我来说，意义有所不同。

我在细雨中坐了两个小时，坐在家门口的废墟上。虽然四周空无一人，我却好像听到了我的邻居在说话，然后我就出现了一种恐惧。

我的这部小说是从1958年开始写起的，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写到2007年，假如我不来写，我相信我们村里也不会有人来写。那么，所有的这些人和事都将湮灭。

读书周刊：虽然《望春风》的人物是虚构的，但对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您预先做过大量调查和走访，也使用了很多家乡的真实地名。除了为读者展现家乡，您是不是也想通过这部作品，留住自己的乡村记忆？

格非：我发现保存乡村生存记忆方面的作品非常少，我虽然很奇怪，但也一直没有下决心写这样的作品。在这部小说里我试图帮助这些人，解释他们自身。我相信他们是很难解释自己的一生的，我觉得有责任帮助他们解释他们失去的时光，这是我的使命。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无意去寻找或表达这些人的价值观，只是想写一写我所熟悉的这些人的故事，重新理解那些平凡的人，而这些故事中到底有什么值得回顾、吸取的内容，则全部交由读者。

读书周刊：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50年，看似没有直接写历史，却在人物命运的变迁中写出了时代的轨迹，您也想像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那样为中国农村立传么？

格非：从表面上看，《望春风》确实可以称为一部“乡土小说”，但写一部乡土小说并不是我的初衷，我也无意为中国乡村立传。我觉得《望春风》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小说，或者说是一部重返故乡的小说。记得海德格尔曾说过，重返故乡是诗人的唯一使命。《望春风》的主人公经历了一次重返故乡的历程，而我在现实中也经历了一次次重返故乡的旅程。终于有一天，当我发现即便在想象中也没有办法返回故乡时，我才体会到古诗文中所谓“人生如转蓬”的伤痛之感。

聊尝试通过作品与前辈作家对话

读书周刊：小说写了儒里赵村的群像，粗略估计刻画了至少50个人，如此大规模的人物刻画是出于什么考虑？

格非：第一，我一直想在一个小说里写特别多的人，像《红楼梦》《金瓶梅》，一部小说里有几百个人，但是大部分我们今天的小说，都是几个人物反映一个主题，大概说清楚这个故事就可以了，所以中国古代小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陪笔，有些人物没有什么作用，就是陪衬，却使得这部小说特别地丰厚。人物众多，也是基于一个创作上的想法。

第二，我也没想到写这么多人，人物数量已经超出我的预计。写这些人物，我很难控制自己，这些人会用记忆中的语调和你说话。我写的人物是虚构的，和我的记忆没有关系，但是我的那些邻居们，童年时的伙伴们，父母、亲戚和朋友，这些人会有直观的图像，都能和小说中的人物对上号。人物的形象一个接着一个来到我眼前，让我不忍割舍。每次写作时，小说中的人物和真实的人物构成一种复杂的关系，带给我强烈的情感上的刺激和震动。

读书周刊：纵观您的作品，似乎都有这样的特点：西方先锋文学叙事的巨大能量和无限可能带入作品，也传承了《红楼梦》《金瓶梅》等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方式。您的身上呈现出一种汇集：中国的、西方的、读者的、作家的、学者的、教授的，这一切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多重性。

格非：我通过《望春风》和前辈作家对话，当然不只《金瓶梅》或明清小说，还有乔伊斯、艾略特、福克纳、普鲁斯特等非常多的人。

确实，明清章回体小说对我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一部作品的写作过程，实际上也是与此前的许多文本展开对话的过程。任何一部作品都与此前的其他作品构成复杂的互文关系。所以我的两个博士生帮我打手稿、挑错字，看第四、第五遍时发现里边有很多线索，有的线索埋得比较深一些。这个当然也是《红楼梦》的写法，千里布线，一个线埋在千里之外。

我在写《望春风》的时候，心里暗暗怀着期望。我希望读者在看第二遍或第三遍的时候，还能读出新东西。不过，在如今这个时代，指望读者将你的作品读上两遍、三遍，显然是过于自恋了。但这个期望本身，因涉及到小说的写作手法，特别是线索和结构，也不能不严肃地加以对待。

读书周刊：刚刚您也提到，《望春风》的结尾和您以前的作品有点不一样。大部分您作品的结尾都会比较悲观，让人心里一凉，这本书的结尾却有一种暖暖的感觉，为什么让村民们住回消失村庄的废墟上，给人留下希望的暖光？

格非：因为现在说到乡村小说就是逃离、拆迁等负面的东西，我无意把这部小说写成批判的东西，这种东西太多了，我自己都有点厌恶了，我想重新理解那些平凡的人，这个是更为重要的。

我们在读艾略特《荒原》的时候，往往注意到那被遗弃土地的荒芜，而忽略掉作品真正的主题。在我看来，这一主题恰恰是期望大地复苏。当有人问卡夫卡，人类还有没有希望时，卡夫卡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当然有希望，只不过这种希望不一定是我们的。同样，鲁迅总体上也许是一个悲观的人，但他在寂寞和忧愤之中，也通过《好的故事》暗示了同样的希望。这篇文章多年来一直是我心中的珍爱。我们总是把文学称为一种超越性的力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忆乡村传承着中国的礼仪纲常

读书周刊：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乡村是无可回避的精神源泉。《望春风》完成了一次几乎不可能的返乡之旅，以回到“过去”来看“当下”。这次返乡之旅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格非：我认为，不管是从实质意义来看还是象征意义来讲，乡村都非常重要，它留存了中国传统的礼仪纲常，从我的乡村记忆来讲，就是费孝通讲的乡村纲常，我小时候宗法制的东西都在，这是不能变的。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弟弟发烧，母亲给他煮好粥后就出门了。这时冲进来一帮难民，一看锅里有粥，拿着碗就扑上去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饥饿的情景。每次有逃荒的人到我家，母亲总会想方设法找东西给他们吃，过年的话还会送一点馒头。家里做了好吃的，也都会挨家挨户地送去给邻居们尝尝。那个年代，乡村的互助关系，在我的记忆里印象很深。如果说，那个时候的乡村社会和今天有什么不同，大概就是浓郁的人情。我很反感“人情味”这个词――似乎人情是一种表演。我记忆中的人情是一种坚固的伦理关系，寄托着乡人对于生存最朴素的理解。

读书周刊：您一直说，中国的乡村社会正在面临终结，那么，您这一代的作家会不会成为描写乡村生活的最后一批人？乡村的文学是否面临终结？

格非：当然，这个终结不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说，只有当某个事物到了它的终结之时，我们才有资格追溯它的起始。《望春风》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大规模地描写乡村生活。乡村已边缘到连根端掉，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我的家乡仅存在于我记忆之中。我想，即便中国的乡村生活还远远没有结束，但它对我来说，是彻彻底底地结束了，这没有什么疑问。换句话说，我个人意义上的乡村生活的彻底结束，迫使我开始认真地回顾我的童年。不过，这部小说从内容上来说完全是虚构的，你当然也可以把这种追溯过程理解为我对乡村的告别。

一代作家有一代的使命，每一代作家都有属于他们的人物，我们这一代作家刚好赶上了乡村的变革，对于我儿子那一代人可能有一个新的世界，文学需要新的变化，这不需要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