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欣赏和学习对联书法艺术？上海书法家刘一闻和浙江书法家鲍贤伦7月9日展开了一场“书对话联”的趣味座谈。

　　谈起对联书法的发展历史，刘一闻介绍，对联书法主要出现和发展时期是清代，因为文字狱，使很多原本在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纷纷转向文字研究和小学研究，而这些原本研究文字的人也渐渐对文字本身的美产生了兴趣。对联形式很独特，又有装饰性和实用性，渐渐成为文人墨客钟爱的创作形式。

　　对联的源头可以上溯到秦汉时用于驱鬼的“桃符”，鲍贤伦介绍，从文献上看，至少明太祖时期民间写对联、贴对联已经蔚然成风，现在明代对联还存在一些实物，但以清代为主。从桃符到对联的发展，也可看到对联负载的民俗因素逐渐被文人所雅化，在这个过程中，文人学者的实践起了很大作用。

　　对联看起来简单，但在创作上要求很高。刘一闻对对联创作兴趣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当时工人文化宫办画展征稿，只能写毛泽东诗词和鲁迅诗词，我打算写毛主席诗里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写着写着发现，一幅字写到下面没有上面写得好，写了下联又觉得比上联写得好，于是反复重写，把家里的纸都写完了，还特地去朵云轩买了三张宣纸写，到最后仍然觉得不满意。那以后，我决定，要把对联写好。”

　　从此以后，刘一闻开始注意上海的书法家前辈们如何写对联，看老先生们怎么叠纸，怎么用笔。刘一闻也透露了一个写对联书法的“小窍门”：他当年去潘学顾家中看他写字，那时老先生们家中都不富裕，写字的案子很小，而且，在这张案子上又要吃饭、烫衣服，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才能写字。也因为案子小，每次潘学顾在创作对联时，都把两张纸叠在一块写。当时，刘一闻的案子也不大，也学着潘先生的方法创作，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这样做有个好处，在书写过程中可以顾及对联中用笔章法的呼应。” 

　　在鲍贤伦看来，写对联是学习书法艺术创作最简单的方式。“现在对联样式花样百出，但我觉得，写对联最方便的书体还是正书，也就是篆、隶、楷，草书最麻烦。因为对联字与字间的大小、间距都有讲究，两边对得太好不行，对的不好又别扭。相比下，正书更容易把握，但在正的情况下，也要试探下‘边境’，在书写中寻找一种动感。”

　　说到如今对联书法存在的问题，两位书法家都不约同的感觉到，“印章”的问题最为普遍。“我在参与全国性的书法评选活动时，经常看到一幅作品密密麻麻盖满了印章，对于这样的作品，我心里面是拒绝的，真正懂的人不会这么做。”刘一闻讲了一个故事，有次，他在谢稚柳家里，正好有位客人捧着一幅画作来拜访，还说此人作品十分有名。谢稚柳说，“打开看一下”，没想到，他打开画面一角就立刻卷起来了，对客人说，可以把画拿走了。客人好奇缘由，谢稚柳说，“印章都不会用，怎么能把画画得好。”可见打印章是很难的事情。“我请教过谢先生，印章怎么盖才妥，他说，要看情况，最忌讳是看到有空的地方就盖印章。就像下棋一样，一子得体，满盘皆活。盖一个够了就不要第二个，盖了两三个不够可以继续盖第四第五个。盖的不恰当，反而糟蹋了画面。”刘一闻说。

　　作不成对联，宁写古人的”好联“

　　对联从民俗走到书斋，随着书法艺术的繁荣逐渐扩大。刘一闻和鲍贤伦的对联书法都属于有个性的“文人字”，他们的作品在章法、字形、字体塑造甚至文辞内容选取上都有不同的追求和志趣。本次对话的学术主持刘恒指出，对联里包含的人文“雅”的东西不可丢掉，这些需要通过作者的文化修养去体现。对对联书法艺术和文辞内容的共同阅读，才构成对联的完整欣赏。

　　然而，如今对联中”文“和”书“的脱离非常严重。鲍贤伦提出，”文“”书“关系涉及到传统书法在现在的生存状态，尽管现在提倡书法家自作诗自作联，是一种希望回到”文书合一“状态的愿望。但成为优秀的文章和诗人并不容易，不少“自作诗”“自作联”错漏百出，文辞拙劣，损害了书法原本的美感。“我认为书法家学写诗有好处，但除非自己写得确实好，不要轻易落笔。其实，不如做一些古人集句，选择自己喜欢的句子书写，既体现自己的书法特点，也能表达个人的追求志趣。”

　　刘一闻也觉得，形式和内容统一的确有难度，”自作联“不是想当然。”如果自己做不成联语，宁可找古人好的联语。明代有些句子像大白话，很亲切自如，大家都可能看懂。像‘有时沦茗思来客，或者看花不在家’，只要留心就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句子。”

　　“抄古人”其实也有讲究，“用我的字体去写李清照就不合适”鲍贤伦说。刘恒指出，如今许多人对于“抄古人”想都不想，像王维的《山居秋暝》，诗是好诗，但选出来的入展作品，一眼望去，全是《山居秋暝》。“书写前人诗句应当有意识地选取适当的内容，才体现文人书法之义。有人喜欢豪放，有些人喜欢优雅。吴昌硕的书法特点就不适合去写宋词，内容能跟自己的美学风格对称，才是文书合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