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黄玮

今年，是作家柳青诞辰100周年。他的长女刘可风在父亲去世近40年后，终于完成了《柳青传》。

一部《柳青传》，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更为饱满丰富的柳青，以及一个时代的精神创业史。

一部《柳青传》，让读者回望柳青和《创业史》带给时代的触动与感动，在文学历程中感悟我们民族发展所走过的路。

刘可风

柳青之女。1945年生，曾任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2000年退休后全力写作《柳青传》。

把他的遗憾落在纸上

读书周刊：在《柳青传》后记中您写道：“从父亲离开我的那一刻，我就坚定不移地认定我的未来必须完成一件事――把他的遗憾落在纸上。”最终落在纸上的这38万字“遗憾”,其实也是您父亲的生命与文学在纸上的延续。

刘可风：父亲的《创业史》其实是一部未竟之作。按照他的计划是要写四部，主要写合作化时期的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小说的高潮在最后，他要在第四部里完成自己对合作化的全部看法。

1978年，父亲去世前几个月还一直在写作。他修改了《创业史》第二部的前十四章，有的章节还重写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无法完成这个作品了，他落了泪。

我永远忘不掉父亲生前说的那句绝望的话，“我的书，看来是写不完了……”所以，我决心要用我的笔，把他的遗憾落在纸上。

但实际上，我写出来的东西，还远远不够。父亲生前的许多事，我没有更深入地问他，也没有完整地记录下我所听到的，我觉得很遗憾。

不过，我尽了我的力。这38万字，是我替父亲续写的，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会看到。

读书周刊：在《柳青传》编辑看来，这38万字“是一个伟大作家在一个特殊年代的艰难精神探索”。

刘可风：父亲生活的时代有它的特殊性，我希望用我的观察和记录，把父亲的一生、不为人知的一面告诉大家。

读书周刊：为此您还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

刘可风：1979年的时候，我想和父亲同时代的人年龄都比较大了，必须抓紧时间做这件事了。所以，我把父亲一生经历的过程都走了一遍，访问了他各个时期的同事、朋友、对他有记忆的人，做了40本记录。

读书周刊：这些重新走过的父亲的生命历程，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它们告诉您的那个柳青是您所熟悉的吗？

刘可风：因为家庭关系，我到西安跟父亲一起生活前，对他的了解不太多，甚至感觉比较生疏。我们之间存在着似隐似现的距离。

但当我渐渐深入了解父亲之后，我对他的感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实我这本书里有一条线，就是我们父女从疏远到变成相依为命的过程。

后来搜集材料的过程，也不断填补了我知晓父亲经历的许多空白。经过这很多年，我终于用行走和记录的方式越来越深入地了解了他。这让我深感，过去我对他的理解很浅。

读书周刊：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和事是什么？

刘可风：我印象最深的是《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我去他家的次数特别多，有时在他家里一住就近一个月，他一有空就和我聊过去的事情。

王家斌身上有很多一般农民不具备的东西，他不识字，但思考问题和说话常常有闪光点，让人感动。1990年6月13日，王家斌去世。我父亲是1978年的6月13日走的，这让我觉得很惊异。

柳青完全农民化了

读书周刊：当年为了文学创作，您父亲带着家人离开北京，安家陕西皇甫村。有记者曾这样描述：“柳青完全农民化了。他和关中农民一样，剃了光头，冬天戴毡帽，夏天戴草帽。站在关中庄稼人堆里，谁能分辨出他竟是个作家呢。”在您心目中，父亲是怎样的形象？

刘可风：我觉得父亲的农民化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出生于农村，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和农民在一起，写的基本上是农村题材的作品，所以，他融入农民的这种感情和行为是很自然的。

另一方面，他的生活经历过巨大变化，进了城，还出过国，当他再回到农村时，为了能够和农民融合到一起，使他们和自己相处感觉亲近，什么都愿意和自己交流，又有一个主动转变的过程。

在我跟父亲接触的过程中，包括我访问父亲作协的同事们，大家一致的感觉是，他的谈吐和思想具有浓郁的学者气质。这时，我们感觉不到他和农民交谈的那种方式，更多感受到的是理性的思考。

读书周刊：写作《创业史》，柳青四易其稿。1956年完成第二稿时，他认为仍没有“写出人物的感觉”，甚至在困惑中搁笔许久。这段时间里他是如何积蓄重新提笔的力量的？

刘可风：这一阶段他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各种文学流派的代表性作品中，深入钻研创作的艺术手法。他认为，创作不是去模仿别人，而是在别人的作品里学习创作的精神和方法，然后创造性地处理自己的作品。

读书周刊：从对经典的阅读和研究中汲取创作的能量。

刘可风：是的。对于文学创作，他主张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不可偏废。一是借鉴他人的作品，进行艺术的探索。当时，《悲惨世界》《红与黑》《红楼梦》《三国演义》……随时在父亲的案头、床头和手头出现。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作家要研究自己身处时代的生活和语言。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必须要有他所处时代的语言特征。

读书周刊：一旦投入创作，他又非常拼命。有一天，他患痢疾，在便盆上坐了四十几次，就干脆拿块写字板放在膝盖上，咬牙写作。

刘可风：父亲每次创作长篇小说，都有这个特征――十分拼命。

他在艺术上对自己很苛刻，每写一本书，一定要比前一本有所提高，不然宁可作废。就像我在书中写的，在《创业史》之前，他写了一部反映县里干部组织农民治虫、搞好农业生产的长篇小说。但他觉得没有超越前一部作品《铜墙铁壁》，就把书稿废掉了。

因此，在进行《创业史》写作的几年里，父亲一直没有东西出来，当时他的朋友、领导，甚至妻子，都对他这种状态表示了担忧以至怀疑。面对着这种压力，他创作的时候当然更加拼命。

当时觉得是平常事

读书周刊：1960年《创业史》出版，引起了极大社会反响。创作的过程那么经年累月、呕心沥血，可柳青拿到稿酬以后，却分文不留，捐了出去。

刘可风：当时父亲拿到了16000多元稿酬，全部捐给了皇甫地区搞建设。有人好心劝他，给自己留些以防万一。他说，我写书并不是为了自己，农民把收获的粮食交给公家，我也应该把自己的劳动所得交给国家。

读书周刊：在读者心目中，柳青和柳青笔下的理想人物梁生宝，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契合。您知道柳青自己如何评价他笔下的人物吗？

刘可风：父亲认为，他尽了力，用自己的创作理念去写这些笔下的人物。写完了，就将这些人物交给读者去评论，自己不用多说。

读书周刊：全书的中心人物梁生宝，被塑造成社会主义农村的英雄典型。他曾被质疑是否过于理想化，显得“高大全”了。

刘可风：父亲不这么认为，因为，他觉得这个人物就是从生活实际中来的。我在接触人物原型王家斌之后，也觉得他身上确实具有一些一般农民所没有的东西，现在，我反而更觉得，我们的社会十分需要这样一心一意带领大家致富的先进人物。

不过，父亲也有所检讨，觉得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如一些评论者所言，有些地方的描写离开了农民的那种思维方式和特质。他认为他有能力把这个人物改得更好，以更符合人物的心理特质，但是时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读书周刊：有评论者说，柳青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一是《创业史》，一是深入生活长达14年的“纪录”。没有这14年深入生活，就没有《创业史》。您如何看待父亲这14年的“纪录”在中国文坛的意义？

刘可风：父亲的作品最可贵的就是鲜活和真实，用人物形象展现时代风貌。他的这种能力，正是来自他实实在在地深入生活，这不是去一个地方住个三五天采采风能获得的。

14年这样在农村生活，是要吃很多苦的，但父亲坚持下来了。有一次，文化部的领导问他，老作家对于培养新作家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他说有两方面，一方面我要一丝不苟地写好自己的作品，给青年作家提供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还有，老作家在深入生活上也要给年轻人做出榜样。他自己也的确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他深入农村生活14年，当时认为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突出。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无论对当时和对现在，确实有一定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