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廊坊地域行政建置考（下）

平阴都司徒

文安丞印封泥

泃城都右司马玺

前面把文献史料中涉及廊坊地域的战国时期地名做了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关于廊坊战国时期的文献史料非常之少，这也是长时间以来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几乎是盲区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长期以来出土战国文物特别是大量带有文字信息的古玺印、青铜器、陶器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为研究燕国行政设置提供了难得的基础信息。

一、古玺印。关于古代玺印，东汉末年刘熙的训诂学著作《释名》解释为：“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古玺是秦国统一全国之前印章的通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只有皇帝的印章才可称“玺”，官吏及一般人的称为“印”。早在春秋中期，玺印已应用于社会活动中，但鲜有实物存世。到了战国中晚期，形成了严格规范的玺印制度，玺印成为上到国君，下到各级官员行使权利的必备之物，不但有官必有印，而且玺印的大小、形制、材质等方面也有了严格规定。

战国古玺存世量较大，来源无外乎传世与出土两种，且以后者为主。最早形成于北宋时期的金石学就已经把玺印文字列入其研究范畴，以达到证经补史之目的，但毕竟当时能够见到的古代玺印数量有限。到了清代，随着出土器物的增多，金石学也达到一个高峰。晚清金石学家陈介祺于古玺收藏甚富，其代表著作《十钟山房印举》收录古玺印万余方，成为研究古玺印的扛鼎之作。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在古遗址考古发掘中更多古代玺印面世，为探究历史，论史籍正误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几十年来关于战国古玺印的研究成果有罗福颐《古玺汇编》、庄新兴《战国玺印分域编》、陈光田《战国玺印分域研究》、胡长春《战国玺印分域间序》、曹锦炎《古代玺印》以及施谢捷《古玺汇考》等等，在这些著述中披露有几十方燕系战国玺印，有效补充了燕国行政体系研究中文献史料的不足。其中涉及廊坊地域的玺印有八方，其中官印七方，私印一方，归纳分类如下：

一是与文安有关的燕国玺印有两方。其一，收录在庄新兴主编的《战国玺印分域编》的“文安都司徒”印，系故宫博物院藏品。前文已经说过“都”为燕国县一级行政单位的名称。“司徒”是古代一种官职，《周礼·地官叙官》中称“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即司徒是主管教化的文官，与执掌军政和军赋的司马分工不同，但级别相近，故司徒与司马也称左右司徒。其二，收录在《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的“文安都赤皇”。“赤皇”有学者考证为主管传驿烽燧事务的官职。据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出版的相关资料，在燕南长城沿线的大城县旺村、文安县韩村东南、大城县郭底村内都发现土堆夯筑烽燧遗迹，此亦与该印契合。 因此，虽然史籍中并无文安战国时期置县的记载，但这两方官印表明燕国曾置文安都无疑，加之目前已经发现的秦代“文安丞印”封泥，完全可以改写文安西汉置县之说，把置县年代向前推至战国中晚期。

二是与三河相关的燕国古玺印有四方，皆为官印。分别是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战国时期燕系玺印中有“泃城都司徒”“泃城都右司马”。右司马为古代一种官名，春秋置。《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战国时，楚、齐、燕等均设此职，掌军政。燕系玺印中左、右司马官职均有出现，除此印之外，还有庚都右司马、柜易都左司马等，一般情况下，左司马的地位要高于右司马，因此泃城都右司马应为泃城都掌管军事事务的副职。

另曹锦炎《古代玺印》收录燕系古玺“泃城都丞”。此印最早收录在《十钟山房印举》，证明其出土年代较早。丞，汉以后为中央和地方官吏的副职，有大理丞、府丞县丞，县一级地方行政单位正职为县令，副职为县丞，但战国燕系玺印未出现过“令”的官职，因此，战国时期丞为地方正职的可能性也应存在，泃城都丞应为泃城都的地方主官或副职。

此外，在《玺汇》中还收录有一方“泃城都赤皇”印，此印与上文中的“文安都赤皇”属一类，不再重复。

泃城都应为因泃得名。泃，水名，源出今天津市蓟县北，西南流经北京市平谷县南，折向东南，经河北三河县东，至天津市宝坻县东北注入蓟运河。唐武德二年建置临泃县，其地在今河北省三河市东。《水经·鲍丘水注》：“鲍丘水自雍奴县故城西北，旧分笥沟水东北，合笥沟断，众川东注，混同一渎，东迳其县北，又东与泃河合，水出右北平无终县西山白杨谷。西北流迳平谷县，屈西南流……泃河又南迳紻城东，而南合五百沟水，水出七山北，东迳平谷县之紻城南，东入于泃河。泃河又东南径临泃城北，屈而历其城东侧城南而出。”《古本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十六年（前355年），齐师及燕战于泃水，齐师南遁。多数学者认为，战国时期燕国的泃城，位于现三河市东，与唐临泃县的位置基本接近。不同版本《三河县志》汉以前资料阙如，以上四方战国燕系官印同为“泃城都”一地，非常少见，可补史料之不足，证明战国时期燕国设有泃城都，可以使三河的置县史大为提前，具体沿革情况是，战国是燕国设泃城都，秦时史料无考，西汉置路县，东汉改路县为潞县，唐武德二年析潞县置临泃县，贞观元年省临泃并蓟州，开元四年更置三河县。

三是与固安有关的古玺印一方。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收录有战国时期燕国官印“方城都司徒”。前文已经说过，在《史记》中方城的地名曾多次出现，如“（燕王喜）十二年，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史记·燕召公世家》），《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县南十七里”。对于方城的存在以及地望古今都没有太多歧义，只是史籍用字简练，从未出现过“方城都”的记述，这方玺印的重要性就在于凭此可以完全确认方城的行政设置，相比较而言，对于前文所述同样在古籍中出现的“临乐”就是个未知数。

四是与安次有关的私印一方。战国燕系复姓私玺有“安即生晨”。据施谢捷先生考证，“安即”即“安次”。《汉书·地理志》载渤海郡属县安次，其地为今廊坊市安次区。

二、青铜器。青铜器之铭文称为金文，两周时期带铭文的青铜器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字资料甚少，金铜器铭文能够提供更多未知的历史信息，琉璃河燕都出土的青铜器就为了解燕国世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目前发现与廊坊地域存在关联的青铜器有两件。

一是武平钟。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刊载后晓荣、 陈晓飞《考古出土文物所见燕国地名考》中记述，“出土战国时期燕国青铜器中有武平钟，铭文为‘武坪（平）君□□□器’。武平地望无考，武平君为燕国失载封君，文献无考”。文中虽表述武平地望无考，但“平”字下加土是燕国文字中“平”字的常用写法，带有鲜明的燕国特点，如燕玺平阴都司徒中的“平”字，如果武平钟铭文中“平”字的写法与此一致，就能确定为燕系青铜器无疑，只可惜原文没有附录铭文拓片，也没有说明该青铜器的出土细节。如果确认为燕国青铜器，前文已经说过霸州市胜芳镇古称武平，两者之间应该有联系，若此，武平在燕时也应为“都”的设置，并且单纯从字面来看，“武平”恰与“文安”对应，且位置相近，都处于燕国与齐、赵两国边境，大胆假设一下的话，这两地是否为战国时期同时命名并设“都”，表达了一种对边防安宁的美好祈盼，此点留待日后详考。

二是“平舒”戈。天津史学家韩嘉谷在《“平舒”戈、“舒”豆和平舒地理》一文中记述，1983年在天津市大港区沙井子村（原属静海县）出土平舒戈一件，长胡三穿，援略上扬，内铸“平舒散戈”四字铭文。从文中描摹文字形制看，字形结构与燕国文字有明显差异，属典型的齐国文字风格。此戈的出土，证明平舒在战国时期曾是齐国所辖县之一，其地望应包括今河北大城县、天津静海县及滨海新区部分地区。

三、陶器。与青铜器上的金文相类，古陶器上的文字被称为陶文，虽字数一般较少，但亦能透露珍贵历史信息。1983年，天津市静海县西钓台古城出土一件陶器“舒”豆。豆为先秦时期的一种食器和礼器，有铜制和陶制两种。“舒”豆为陶制，浅盘细高把，通高21.8厘米，把部中部戳记一“舒”字，字体结构与平舒戈同。从该豆文字特征看，年代应与平舒戈为同一时期，是证明平舒为战国时期齐国辖县的又一实物证据。平舒戈和“舒”豆的出土，加之零星文献资料，完全可以把大城的置县历史推至战国时期。

四

综上所述，通过应用二重证据法分析论证可以得出，在战国时期廊坊域内明确建立县级行政设置有燕国的泃城都（三河市）、方城都（固安县）、文安都（文安县），齐国的平舒县（大城县），有可能有县级行政设置但尚需进一步确认的有安次、武平（胜芳），可能性较小的有临乐（固安县东南）。从此可以看出，廊坊这一地区无论是对于战国时期的燕国，还是与之相邻的齐、赵两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长期以来，限于先秦史料缺失，以及楚汉战争影响，这一区域汉以前历史后人无从得知，自西汉至今两千多年来因因相循，讹误至深竟成定论。因此，无论是出于对历史的敬畏，还是弘扬廊坊历史文化的需要，都应正本清源，对廊坊地域的先秦历史给予足够重视，一些已经达成共识的学术成果要加大宣传和利用力度，做到严谨考证、大力宣传，在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把新的学术成果补充吸纳，充分展示廊坊历史文化积淀，以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全市文化软实力提升。

（作者曾任廊坊市政协文史资料征编室主任，文史委副主任，现为三级调研员。主编《廊坊近现代人物录》《廊坊历史文化村落撷英》等多种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