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廊坊地域行政建置考（中）

方城都司徒

克盉（首都博物馆藏）

前面做了这么多铺垫，现在该进入正题，战国时期廊坊地域的行政设置情况是什么样？应用“二重证据法”，可以从史籍和文物两方面相互验证得出答案。

从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燕国的行政设置分为三级，王室（中枢机构）—郡（相当于市级机构）—都（县级机构），“都”下面是否还存在像秦、汉时期“亭”之类更细化的基层设置目前不得而知。由于这三级行政设置而形成了不同大小的三类城池。最大的是燕王和中枢机构所在的都城，其次是郡治所在的城池，比这两类更小的是都（县）治所在城池。

燕国国祚822年间，先后建有五座都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古城是西周初期召公受封燕国的都城，已被考古、史学界认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北京西南房山区琉璃河镇发掘出周初及西周时的城址和墓地，遗址发现两处古城城址，共发掘300多座墓葬和近30座车马坑。其中M1193号大墓被认为是第一代燕侯的墓葬，出土的“克盉”、“克罍”有内容相似的一篇铭文，铭文记的是当年周天子对太保召公奭说的一段话。太保是西周三公之一的重臣，所以召公奭不能亲自到燕地来当燕侯，于是铭文载：“令克侯于匽(燕)”，即天子封召公奭的长子克做匽(燕)地的诸侯，代替他的父亲到燕国。铭文与史书中召公受封之事相符，且与《史记》所记载的“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相合，即召公并未到燕地就封，而是在朝中辅佐成王。

此后，燕国先后有燕上都蓟（位于今北京市西二环广安门附近）、临易（位于今河北雄县县城西北五公里）、燕中都（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燕下都武阳（位于今河北易县东南2.5公里处），这些都城遗址基本上都被近年来所进行的考古探测所印证。

从燕国这五个都城的位置来看，与廊坊地域的直线距离都不太远，这是由于燕国虽然版图不小，但北部基本是人烟稀少的山区，只有南部一带人口比较稠密。建立都城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因此燕国都城基本上都选址于山区与平原的结合部，这一区域在战国时期称为阳地，廊坊一部分区域就在此列。特别是今天固安一带，位置更接近燕国都城，属于燕国督亢地区的膏腴之地，在当时是非常富庶的地区。但是，由于燕国的战略纵深比较小，如今廊坊并不算大的地域面积在燕国时期却一部分属于“京畿”，一部分属于与齐、赵两国的边境前沿，这就注定了燕国与齐、赵两国的战争多数都涉及到廊坊地域，因此史籍在叙述这些战事的同时，也把涉及廊坊地域的地名记录下来，从而为了解当时的行政设置提供了信息。下面我们就摘录出来逐条分析论证，从中一窥战国时期廊坊地域的行政设置情况。

其一 （燕王喜）十二年，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史记·燕召公世家》），（悼襄公）二年，李牧将，攻燕，拔武遂、方城（《史记·赵世家》）

《史记》中这两处记载说的是同一个内容。记录的是燕王喜十二年（前243年）赵国与燕国间的一场战争。李牧是赵国北方良将，曾经驻守代和雁门备匈奴，平素“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使匈奴十多年不敢近赵边，被后世与白起、王翦、廉颇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前243年，李牧攻燕，拔武遂（今河北保定徐水区西北的遂城镇）、方城（今河北固安县西南），相传在固安县雀台寺村曾有李牧点将台遗址。《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县南十七里”。从李牧攻燕这段记述中，方城与多见于史书的武遂并列，应为一座比较大的城池。而且，目前已经发现印文为“方城都司徒”的燕国玺印，因此可以确认当时燕国有“方城都”这一县级行政设置，史书中的记载仅为省略了“都”字而已。

其二 （赵孝成王）十九年，赵与燕易土，以龙兑、汾门、临乐与燕，燕以葛、武阳、平舒与赵（《史记·赵世家》）

这段文字的信息量很大，记述的是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年）燕赵易土之事，其中提到六个地名，由于年代久远，现在均已不再沿用，因而也为确定归属增加了难度。龙兑位于今河北满城境内，汾门位于今河北保定市徐水区西易水之北，临乐位于今河北固安西南，葛位于今河北徐水东南，武阳位于今河北易县东南，这些都没有太多争义。唯有平舒对应现在是哪里有不同观点。南朝裴骃《史记集解》引东晋史学家徐广之说“平舒在代郡”。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平舒故城在蔚州灵丘县北九十三里也”。这两种解释基本相同，那就是认为上述这句话中的平舒为后来代郡之平舒。当代学者陈平所著《燕史纪事编年汇按》一书也认同此说。

然而，当代学者彭华在其所著《燕国八百年》中，明确标注此平舒为今河北大城。还有天津史学家韩嘉谷在《“平舒”戈、“舒”豆和平舒地理》一文中也把燕赵易土的平舒考证为大城。此外，廊坊本地学者李思进、杨馨远主编的《大城史话》和大城县政协编著的《大城历代文献选编》进一步确认了这一观点。

前者有古代学者加持，后者有当代专家论证，究竟哪种观点更接近历史真相？笔者更认同此平舒为代郡平舒之说。综合分析如下：确定平舒应该是哪里，首先要搞清楚这次燕赵易土谁是主动一方，只有先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分析这次易土的动机和目的，从而帮助我们做出判断。燕赵易土之事《史记·赵世家》原文说得很明确，即“赵孝成王十九年，赵与燕易土……”，证明此事的主导和发起者是赵，而不是燕，主导一方肯定有明确目的才会主动提出这次易土。况且此事见之于《史记·赵世家》，而在《史记·燕世家》中没有被提及，说明这次易土对赵国很重要，对燕国则仅是同意了赵国的易土方案而已。天津史学家韩嘉谷在《“平舒”戈、“舒”豆和平舒地理》一文中说燕赵易土是燕国为了解除赵国对燕国上都和下都的安全威胁，明显是把燕国当成了易土的主动方，这自然会造成其判断的失误。

其次，既然是赵国主动与燕国易土，那么赵国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战国晚期，燕赵连年交战，燕王喜四年（前251年），燕国误判形势，以为赵国少壮皆死于秦赵长平之战，乘机举兵伐赵，赵国派廉颇为将，大败燕军，燕相栗腹被杀，赵军北上五百里围困燕都，燕国不得不割五城请和；燕王喜六年（前249年），赵孝成王以武襄君乐乘为将攻燕，围其国。就在燕赵两国忙于相互征伐之际，西面虎视眈眈的秦国坐享渔翁之利，向东不仅攻占了韩国的上党，又于前247年 “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初置太原郡”（《史记·秦本纪》），赵国北方腹地面临着来自秦国的巨大压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赵国才不得已于当年决定与燕国易土。那为什么赵国用龙兑、汾门、临乐换回燕国的葛、武阳、平舒这三个地方呢？很明显是出于加强对秦国防御的战略考虑。在秦国已经占据太原一带的情况下，要想保证赵国北方腹地安全，就不能让秦军穿越太行山。八百里太行在北部有两个重要关口，分别是“太行八陉”中的蒲阴陉和飞狐陉，也就是现在的紫荆关和飞狐口，这两处关隘是晋冀穿越太行山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葛和武阳都位于蒲阴陉以东，得此即可加强对这一关口的战略控制。而飞狐陉位于今涞源以北、蔚县以南，古时代地平舒扼其西口，赵与燕换得平舒，就是为了控制飞狐陉。因此，赵国才不惜用龙兑、汾门、临乐交换燕国的葛、武阳和平舒。当然，龙兑、汾门、临乐三地靠近燕国都城，对燕国来说也不吃亏，同时还送了赵国一个顺水人情，这才使此次燕赵易土得以顺利实施。

综上，赵与燕此次易土主要目的是加强太行山重要隘口的战略防御，以阻秦军东进，因此可以断定此次易土之平舒应为代地平舒，而与大城无关。

这次燕赵易土中还提到一个与廊坊有关的地名——临乐。《史记集解》引用徐广的观点，认为临乐即为临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临乡故城在幽州固安南十七里也”。临乡西汉时初为侯国，后置县，东汉时废入方城。明嘉靖《固安县志》古迹条目有“临乡，故城名后省周惠王与燕临乐”。前文已经说明战国时期燕国已经有方城都的设置，同一时期的临乐如果也是县级设置的话，与方城的距离过近，不太合理。但作为燕赵易土六地之一，临乐自然也不会是太小的地方，因此战国晚期时的临乐是个什么级别的存在还需进一步考证。

其三 （赵惠文王）二十一年，赵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史记赵世家》）

这里提到的武平是哪里？据《史记正义》所引唐李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赢州文安县北七十二里”，这个方位正是现在霸州市胜芳镇，李泰的这条注解也是胜芳在战国时期称为武平的最早史料证明。另据霸州当地学者考证，胜芳始建于春秋末期，因地处河堤汇合之处的堤头而最早得名堤头村，时属燕。前318年燕国发生子之之乱，齐国乘机攻燕，堤头村被齐国占领。三十年后，燕昭王二十八年（前284年），燕将乐毅统五国之兵伐齐，不但收复失地，而且克齐七十余城。也就是在这次伐齐之战中，堤头村重新归燕，并改名武平（八百多年后，到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北齐后主高纬于公元570年改“天统”年号为“武平”，为避讳皇帝年号，武平改名渭城，后来又改为胜芳）。

这一说法的原始依据不知出自哪里，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前284年乐毅伐齐之后武平属燕，而到《史记·赵世家》所说赵惠文王二十一年，也就是前278年时，因“赵徙漳水武平西”，所以可以断定此时的武平属赵。这六年间，虽然燕国经历了从燕昭王到燕惠王的权力交替，但燕赵此时共同的敌人是齐国，燕赵关系处于“蜜月”期，两国之间并无战争导致的领土易主，也无非战争因素的领土交换，那么就出现了武平归属前后矛盾的问题。

这就有一种可能，《史记·赵世家》“（赵惠文王）二十一年，赵徙漳水武平西”中的武平可能不是胜芳，而是另有他地，也就是说唐人李泰在《括地志》中所考证的“武平今名渭城，在赢州文安县北七十二里”的观点有误。古人做学问都比较严谨，但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古籍中张冠李戴的错讹现象并不少见，对古人的观点不能盲目认同。出于学术探讨的角度，“赵徙漳水武平西”中的武平被认为是胜芳需要解释以下疑问：一、漳水在战国时期是不是流经现胜芳一带？二、赵国围绕武平（胜芳）两次让漳水改道有何必要？三、从现在考古验证的燕南长城走向来看，在修建长城的燕昭王时期，胜芳一带应该属燕，这也就没有了在燕地赵国来为河流改道的可能性。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暂且存疑。

其四 简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执简公于徐州。简公曰：“蚤从御鞅之言，不及此难。”田氏之徒恐简公复立而诛已，遂杀简公（《史记·齐太公世家》）。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这是《史记》涉及到徐州一地的两段记载。第一段记述的是春秋时期的前481年田成子发动政变，在徐州杀死齐简公之事。第二段讲述的是战国时期齐威王与魏惠王在讨论何为国宝时的一句话。这两段话中都涉及到齐国的徐州，但这个徐州是哪里从唐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分歧。唐代两部史籍对“徐州”都有注释，司马贞所撰《史记索隐》云“徐音舒。徐州，齐邑，薛县是也，非九州之徐”。薛县为古县名，秦置，北齐废，治所在今山东省滕州市南四十里皇殿岗故城址。而张守节所撰《史记正义》解释徐州为“齐之西北界上地名，在勃海郡东平县也”。因勃海郡无东平县，后人多认为此东平县应为东平舒县之误，也就是说《史记正义》认为徐州为现在的大城县。从近几十年来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此徐州被认定为河北大城之说逐渐得到认可。这也就证明了一个问题，齐威王在位时间为前356—前320年，这时正处于战国中期，此时大城还称为徐州，至于什么时候从徐州改名为平舒，只能是在此之后到西汉置东平舒县之前这段时间内，至于更具体的时间，下文在谈及文物资料部分时还会提及。

（作者曾任廊坊政协文史资料征编室主任，文史委副主任，现为三级调研员。主编《廊坊近现代人物录》，《廊坊历史文化村落撷英》等多种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