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民间语境中，将亲戚称谓用于国家领导人的例子，非常少见。毛泽东去世后有时会被称为“毛爷爷”。而起自网络评论和草根微博，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后不到一周，就有了“习大大”这个称呼。

“大大”之称来自陕西省，在这个中华民族始祖发祥之地，它用来称呼父亲的兄弟。习近平老家在陕西省中部，他本人又曾在陕西省北部的黄土高原抛洒青春。

这片世界上黄土覆盖面积最大的高原位于中国腹地，深厚的黄土层，在陕北区域可厚达150～180米。这里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生态脆弱，流水侵蚀之下，地表破碎，年均向黄河泻下十多亿吨的泥沙。

从15岁到22岁，沟壑纵横、山梁如刀削斧劈的黄土高原，见证了习近平的成人礼。

2015年2月13日，距离农历新年还有5天，习近平带着夫人彭丽媛重回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他特意用当地方言向乡亲们介绍：“这是我的婆姨（即妻子）。”

“近平回来了”——当地乡亲习惯这样称呼他。习近平自己掏钱给全村置办了年货，有饺子粉、大米、食用油，还有春联、年画，还在当年的入党介绍人、老支书家吃了一顿陕北农家饭。

新华社通稿标题是《黄土地的儿子回家了》——22年前，正在福建工作的习近平也曾回到这里，后来他撰文详述青春岁月，题目就是《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诗人食指的诗句，描述的正是1968年末至1969年初北京知识青年启程下乡的情景。15岁的习近平，就在其中一列开往陕北的火车上。

“文化大革命”中由毛泽东号召的“上山下乡运动”，让本应在学校中接受教育的近1700万城市青年走向偏远乡村，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因此迁移，几乎所有城市居民家庭都被波及。

1968年至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目的之一是为了结束失控的红卫兵运动，同时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但这些连中学课程都满目空白的“知识青年”，却错失了受教育的机会。

不过，在1969年1月这个隆冬，对于15岁的习近平来说，离开他的出生地北京，却像是一次“胜利大逃亡”。

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后，他跟随母亲住在中央党校，“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被作为“黑帮”家属揪了出来。“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念《毛主席语录》，天天熬夜，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又被拉回去，甚至要被送去少管所，但当时少管所床位满了，要排一个月才能进去。

恰在此时，19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习近平马上报名，他选择了父亲当年所在的根据地陕北。“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

2004年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专访时，习近平说，在北京火车站，知青专列上下哭声一片，只有他在笑，因为如果留在北京，有命没命都不知道。

15岁的北京少年住进了陕北土窑洞

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再换乘大卡车，最后步行10里山路，习近平到达梁家河，住进了土窑洞。他随身带了满满一箱子书，同来的15名知青中，他的行李最重。

和习近平同时到达延安地区的是26800多名北京知青，他们被分配到12个县的2667个生产队。为了管理北京知青，北京市后来还派出了1200名插队干部。而四五年后，超过98%的北京知青都通过招工、招干、参军、考学离开了这里。

在2009年纪念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时，《延安日报》刊登了一位地方干部的回忆文章，特别提到了北京知青中的一些佼佼者，其中排在前列的就有习近平。文章说，当地老乡对习近平特别关爱，先是推荐他做赤脚医生、记工员、农技员，又推选他出席延安地区第二届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表彰奖励。

但事实上，初到乡村的北京少年习近平心中茫然。

梁家河并没有河，只有一条沟渠，雨季时流淌着泥水。沟渠两侧是陡峭的山坡，土窑洞就依着山坡顺势挖出，200多名乡民世代居住于此。

习近平回忆说，在陌生环境中，周围又是不信任的目光，最初感到十分孤独。

父亲习仲勋曾给他讲团结的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但习近平说，上山下乡之初，他因为“没有长期观念”、忽视了团结他人而有挫折和教训。“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他曾在2004年面对延安电视台的专访中回忆，当时人们对他议论最多的一件事是拿面包喂狗——清理书包的时候，发现剩下半个面包，已经变质，就随手喂了狗。“老百姓看到了，问那是什么东西，我说那是面包，他们吃都没吃过，见都没见过，那么一传十、十传百，就传的整个延川县都知道了。”

他还说，当地的劳动强度令他感到震撼。爬到山上，“跟爬北京的香山鬼见愁差不多”，已经气喘吁吁了，还要干活。

除了吃饭，中间只能休息一次，就是抽一袋烟，“我们抽烟就是这么学会的，老想去偷懒”。

他曾在三个月后回到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在那里，他的姨姨、姨父以自己革命生涯的经验告诫他，要找机会往群众里钻，往老乡那里跑，“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

而当时在城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习近平曾撰文回忆说，他和其他被清理的人一起，被关进派出所，一关就是四五个月，还要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习仲勋的家乡陕西富平县的亲属也记得，大约在1969年冬天，因为在陕北吃玉米糁子吃不饱，腹中饥饿而衣衫单薄的习近平回过富平，亲戚给他做了一套棉衣，他很快又回了延安。

他融入成就了父辈的土地

城市既不可留，而回到梁家河，几乎又临绝境——最初同来的知识青年大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后来的近两年时间里，只有习近平一人坚守。

这时，16岁的习近平开始真正融入这片养育并成就了父辈的土地，和农民不分彼此，自觉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砺，并从中品味出充实和快乐。

他曾数次回忆插队生活中跨过的“五大关”：

一是跳蚤关。梁家河的夏天，几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觉，浑身都被咬肿，皮肤过敏，水泡溃烂。但两年之后就习惯了，无论被如何叮咬，照样睡得香甜。

二是饮食关。没有精米细面，主食是粗粝的杂粮，玉米面窝头。曾经几个月吃不到肉，分到一点猪肉，顾不上做熟，就切下一片生肉放进嘴里。而后来陕北乡村的饭菜是他经常怀念的。

三是生活关。自己学着捻毛线，缝衣服、缝被子都是自己做，生活自理能力很强，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

四是劳动关。习近平起初拿的工分还没有妇女高，两年后就拿到了壮劳力的10个工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在陡峭的山梁上放羊，下雨刮风在窑洞里铡草，晚上看牲口；春天担粪，一担猪粪、牛粪有七八十斤重，挑到几里外的山上；夏天担麦子，200斤，10里山路一口气走完。

五是思想关。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曾经嫌弃乡民身上有虱子，后来常常和他们睡在一个炕上，甚至合盖一床棉被。

习近平说，在陕北，让他受益终生的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

比如，刚到农村时很教条，听说老乡是富农就会将其轰出去，后来才知道所谓富农只是因为养了几十只羊；看到要饭的就认为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知道当时因为农业凋敝，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妇女儿童出去讨饭，才能把粮食留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这些是在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才了解，让他感慨很多。

到梁家河一年之后，与农民日益亲近，习近平的窑洞已经成了村里的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听这个16岁的少年摆开书场，讲古今中外，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他商量。

父亲还在监管中，尚无明确结论，这是习近平始终难以摆脱的阴霾。

为了加入中国共青团，他写过8份申请书。为了入党，他写过10份申请书。

1973年，同去的知青在准备进入大学读书，而习家的背景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那一年，除了习近平，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已经全部离开，而习近平“下定决心不走了，要凭自己的本事，给村里做点事”。

沼气专家

20岁的习近平被推选为大队（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这是构成中共组织体系的“细胞”。他和社员一道打井、打坝、修公路，将陕北认作第二故乡。

打坝淤地时，他身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卷起裤管、光着脚，站在初春刺骨的冰水里。

至今，习支书带领社员打坝造出的良田，还年年长出颗粒饱满的玉米。

1974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介绍四川推广利用沼气的报道。习近平在小油灯下读到后，立刻想到要将沼气引入交通不便、缺煤缺柴的黄土高原。

他步行50多里山路来到延川县城，告诉县委想去四川学习制取沼气，而县委也正想推广沼气。3个月后，6名延川人前往四川“取经”，习近平是其中之一。

很快，梁家河成为沼气试办点。习近平带着人挖沙子，背水泥，烧石灰，备齐材料；沼气池漏水跑气，需要及时清理出水粪，他们连夜用桶往外吊水粪，在炎热的盛夏，干了一天一夜。

他曾面对延安电视台的镜头回忆，第一口沼气池不出气，原因是导气管堵塞，“最后一捅开溅得我满脸是粪”。

梁家河的沼气池是陕北的第一座沼气池，也是全陕西省的第一座沼气池，而习近平治下的村庄，后来成为全省第一村，70%以上的居民用上了沼气。“那个时候我是天天到处督导，又是支部书记，又是沼气专家。”他说。

今天的梁家河村口立有一块碑，碑文记录着，习近平曾带领村民修建沼气池60口。现在，经过更新技术，沼气池仍在使用。

陕北作家曹谷溪，应该是最早将习近平写进新闻报道中的人。1975年9月20日，他在《延安通讯》上发表长文《取火记》，描述了习近平引进沼气的全过程。

后来，他又在博客中记述，当年去梁家河采访习近平，进村时路陡不平，吉普车打滑上不去，习近平和几个后生，一起用力将车子推进知青居住的院里。

人生罕见的两次痛哭

《取火记》刊出之时，习近平却要告别梁家河了。

当年清华大学招生，延川县有两个推荐名额。尽管此前因为父亲的原因，习近平曾被这座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拒之门外，但这次他的三个志愿仍旧都填了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

县领导仗义执言为他力争，在得到时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首肯后，习近平终于能够走进大学之门。

在梁家河村人的记忆中，习近平不仅能干活、有主意，而且“爱看书”“好学”，经常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有马列书籍，也有数理化。

新华社记者曾随同习近平在2015年2月重返梁家河。在当年住过的窑洞前，总书记说，我那时爱看书，晚上点着煤油灯，一看就是半宿，第二天早起，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

延川县作协主席张思明在2002年赴福建拜访时任省长的习近平时，曾听他谈起，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遥远，先顺路找到熟识的一位北京知青借宿一夜，两人合盖一床被子。当时习近平带着一本经济方面的书，被这位知青给留了下来。这位北京知青多年后也成为中共一名高层领导。

习近平的“书友”不只是北京知青，还有不少当地的年轻人。梁家河村民武辉比习近平小一岁，在习近平的窑洞里，他看到了《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中外名著。

习近平还曾给村里年龄相仿的青年剃头，教他们蛙泳，并且把自己的鞋子送给家境贫困的乡下伙伴。

在这片土地上，性格刚强、几乎从未哭过的习近平，却曾两次洒泪。

第一次是他的大姐不幸去世，“我正在那儿挖防空洞，接到信以后，那个时候哭了”。

第二次就是在1975年10月7日，告别梁家河的那个早晨。

推开门，外面站满了乡民，他们只是静静等着，并没有叫醒他。习近平当众落泪，他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想走，就在这里扎根农村一辈子吧。”

一个和他非常要好的青年农民大声对他吼：“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我们就有条件去北京，要不然去北京没有人管我们的饭。为了我们将来看北京，你非得走。”

这一天，全村人都没有上山干活，他们排着长队为习近平送行，足足送出十多里。有13个和他要好的年轻人，甚至步行60里，和习近平一起来到延川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

第二天，他们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除了习近平，那是青年农民们第一次照相，花了5元5角。习近平要付钱，大伙儿不让，最后你三角他五角凑够了这些钱。

这张黑白照片在中共十八大后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14个人分成两排，前排坐后排站，所有人表情严肃。22岁的习近平在前排正中，他的头发略有点长，脸庞瘦削，外衣的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脖子。而他的同伴们，有些穿着对襟衣服，还有人头上包着毛巾。

后来，新华社曾用这张照片制作了新媒体动画，逐一介绍习主席当年的“小伙伴”，他们几乎全部在黄土地上做了一辈子农民。

而在延安生活过的这一批北京知青，在1993年时就出了省部级干部8人，厅局级干部两三百人，处级干部有3000多人。

脚踏在大地上，脱胎换骨

习近平曾坦诚地说，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

在陕北将近7年，少不了周围人的保护和关键节点上的助力。

比如当时延川的县委书记申昜，顶着压力拍板让他入党，推荐他上大学，因为他是“陕北的孩子”“南梁的后代”——这位县委书记的父亲是习仲勋、刘志丹等创建的南梁陕甘边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红军。

比如跟他意气相投的公社知青办主任，冒着风险把他档案中的“黑材料”付之一炬。

习近平曾经直言，他有“黄土地情结”。

在中国政治文明史上，陕北是个特殊的地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这里起事，称王不久又失去了政权。陕北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转折之地，中共冲出国民党的“围剿”，在这里收拾人马、赢得民心，最终夺取政权。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兴亡周期律”的著名讨论也发生在这里，“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毛泽东说。

而习近平则多次表示：“延安是我的生命之源，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做人要有理想和信念，对群众要有真感情，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这些人生信条，都是在延安的岁月中深深融入他的血液。

还在梁家河时，北京曾奖励给知青先进人物一辆带斗的三轮摩托车，那时在当地是十分稀罕的，习近平却设法换成手扶拖拉机和磨面机、扬场机、抽水机等农具给乡亲们用。

离开这里后，他帮村里通了电、修了桥，并联系捐资兴建了一座希望小学。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他专程回到梁家河挨家挨户看望，为贫穷老人带去了慰问金，给孩子们带去了新书包、文具和用来提醒上学时间的闹钟。

2009年，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陕西调研考察，也去了延安，他亲自写下9个老友的名字，让秘书请来相见。

离开陕北40年，习近平和这片土地的“脐带”从未中断。“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15岁来到黄土地时，他曾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他已经脱胎换骨，有了坚定的人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