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

 

[日]木山英雄著

 

赵京华译

 

三联书店出版

 

 

毛泽东和柳亚子(右)

 

木山英雄

 

木山英雄在《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一书中，以传记资料、历史回忆录证诗的方法，对毛泽东、荒芜、启功、潘汉年、胡风、聂绀弩、杨宪益等文人、政治家的旧体诗展开论述，体察诗人们的精神状态、心理变动，并通过这种体察来理解几十年来革命中国的历史经验。该书出版之后，受到日中两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诗名一跃闻名全国

 

毛泽东的主要诗词在日本已有详细的介绍　(武田泰淳、竹内实，《毛泽东·诗与人生》，文艺春秋社，1965年，其中收有当时已发表的三十七首的全译)，如果就此话题而举出毛的一首诗词来的话，无论从使其词名一跃闻名全国这一点来看，还是就实际上若非天生的革命家则不可能有这样的词作的意义上讲，都莫过于《沁园春·雪》了。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一篇广为人知的作品，而且就气魄的宏大与表现力之强烈来说，略去详细的注释恐怕更为适宜吧。以“红装素裹”“妖娆”等艳丽的想象为媒介，从对冰雪所覆盖的西北高原(自注“秦晋高原”)的叙景，转为对仿佛为“多娇”的“江山”所魅的历代堂堂帝王之大胆而独特的评说，接下来预告新世界的主人公即将登场，这种词的铺叙展开实在无可挑剔。或许可以批评其“千里”“万里”用字重复的平板，然而，就是这种用字重复亦有效地发挥了对全“风光”之理念性美化的作用(毛有一种喜以“千”“万”这样的大数字入诗的倾向)。而后半部分用来述志的“文采”“风骚”“风流”三词，即使可以举出一些各自的出典和用例，归根结底亦不如按照作品中连用之气势而追索其所包含的艺文素养以至政治器量的人之风格。词中品评人物，在词语的使用上亦明白地反映了其与大陆特有的文人统治传统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其与毫不掩饰的争霸“江山”的意志的关系也得到了历史保证。

 

这些都是与该词作为传统定型诗之必然有的属性深深地关联着的形态乃至结构上的事实，我想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议论的余地的。同时亦不能不承认，这种不容置喙的正统感觉确实保证了《雪》的通俗性和巨大的成功。但是，在作者的思想、创作背景等相关联的解释与评价方面则大有议论的余地，实际上，该词公开发表的时候就曾产生过各种各样的议论，甚至作者本身也被卷入论争之中，好不热闹。

 

反响巨大，“山城骚然”

 

这首词问世于1945年8月末，在忧虑日本战败后再次爆发国内战争的舆论背景下，毛泽东应蒋介石的再三邀请由延安飞抵重庆，在连续四十三天的直接谈判期间，赠给旧友诗人柳亚子的词就是这一首。柳亚子是与孙文遗孀宋庆龄、廖仲恺遗孀何香凝等一起为坚守孙文“联俄容共”遗志而与蒋对立的国民党左派元老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于中央会议(二届二中全会)上结识了当时在国民党内以代理宣传部部长头衔从事活动的毛泽东。这次会议已是孙文死后势力变得强大的国民党内右派制定排斥共产党方针(整理党务案)并做出决议的一次会议，洞察到蒋不久将以大清洗的淋淋鲜血宣告国共合作终结的柳亚子，不满忠实于共产国际、坚持回避与蒋决裂的共产党员的态度，力劝暗杀蒋介石，结果反而遭到了责备(据其后的《叠韵答曙光老两首》自注云，此人乃恽代英)。早年便自称“亚洲卢梭”“列宁私淑弟子”的柳亚子，非常欣赏以国民党军为对手展开武装游击战的毛泽东，将毛与自己所尊崇的已故孙文称为“并世两列宁”，显示了强烈的倾向。更何况，对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登上国民抗日势力之一方顶点的毛泽东，柳亚子更是期待热烈，他在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抗日根据地的流浪途中，亦没有忘记以诗向延安发出慰问。

 

《新华日报》不顾柳亚子的要求，拒绝发表毛泽东的原词之后，主编中立派报纸《新民报晚刊》文艺副刊(“西方夜谭”)的剧作家吴祖光，则以特快消息的形式刊出了原词。周围的人认为　《新华日报》是“折衷”处理来自毛的不希望人们知道自己作旧体诗一事的意向，故曾有反对刊发的意见，而吴则以《新民晚报》非党报为由坚持发表出来。

 

以此为开端，稍后大报《大公报》　也作了转载，于是“山城骚然”，还出现了《新民晚报》主管受到国民党当局严重警告的一幕。仅据吴的回忆，后来包括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在内，有十数家报纸接连登载了赞否不同的和词。而据另一本详细辑录了当时一连串反响的书(孙玉坤、张树德《诗词为媒·毛泽东与柳亚子》)讲，从年底到正月，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和平日报》(原《扫荡报》)等相继刊出共计二十来篇攻击性的评论与和词。这样一来，共产党方面亦无法保持沉默，于是以身处统一战线运动中心的党外左派代表人物郭沫若的《沁园春·和毛主席韵》(《新民报晚刊》12月11日)为开端，又陆续发表了柳亚子的再次唱和　(《沁园春·叠韵赠中共代表团一阕》)　及另外一些作品。当时，在华东军中的陈毅也寄了两首来唱和。

 

围绕这首词发表前后的话题，我要做一些深入的介绍，因为我觉得对照这些事实也可以看出这首词的其他意义来。

 

一个是时间问题。从发表的时机与词的内容等来看，当初一个广为流行的说法是，毛在去重庆的飞机上作了这首词。可是，现在看毛自己给柳的信上的说明，写作日期则落实在1936年2月，即长征之后红军确立了抗日统一战线，进而以打倒与日军相勾结拉开反攻架势的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势力为目标而开始“东征”的时候。虽然也有对当时红军的行踪和词之具体写作场面进行煞有介事的推理演绎的人，其实不难想象，这首会心之作乃是毛经过长时间不断酝酿或推敲而成的。总之值得注意的是，从词的表面上看不到其间共产党最大的政治军事课题，即以抗日统一战线来推进民族解放战争的契机。这样，不是“江山”的防御而是只集中于其“夺取”的诗之想象，不论诗体之新旧，和政治立场上之左右，在当时因日本的军事侵略而爱国主义民族感情十分昂扬的一般诗风中，毛的这首词难道不属于特异之例吗?　的确有这样的印象，即对毛来说，外来的侵略不过是实现革命途中的一个战略条件而已。不过虽说如此，战争本身无疑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危机，故对此毛又排除乐观与悲观两种论调，以提示了战争之持久性质的可谓“军事艺术”(毛泽东语)的杰出洞察力及由劣势转为最后胜利的战略展望而著成一本精心之作《论持久战》(1938)。正是在这种政治军事上冷静透彻的探究中所涌现出来的诗之感情冲动，突破了上下不定的政策性维度，乃是自然而顺理成章的。至于民族的契机，则应该说存在于立足固有的历史感觉之上的坚定信念中，只不过没有政治性地或照老套子而主题化罢了。

 

还有，词发表的时间仿佛精确计算过似的。抗战中曾任国民党驻美大使的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乃是求学时代的毛泽东私淑过的学者，他在这首词发表之前接到过毛托人转达的问候，在给毛的回电中曾建议共产党放弃武力，以“第二政党”贡献于战后的国家建设。他认为:这样才能使得“(国共第一次分裂以来)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结党以来)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这首词的最终成形时间虽不好确定，但讴歌“江山”一新，其诗化的豪言壮语的发表时机，比起抗战期间来，战后则更为适宜，这恐怕也是事实吧。在一般人眼里，那时毛还只是一个被追赶到西北边陲的“土匪”头目似的存在，谣传长征途中在贵州一带用茅台酒洗脚的毛泽东，如今作为与“蒋委员长”对等谈判的另一方而初次登上了全国政治的前台。对待自己的诗词十分慎重的毛，不会不充分意识到这个时刻和场合的。因为，在中国这个国度里谁都知道，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有诗文嗜好的革命家，对于大众来说仿佛很有学问的政治家，其意义是如何重大。

 

结果，职业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其公众印象落得个如词中成吉思汗一样的粗野。据说，蒋曾固执地向身边的文人策士陈布雷询问，毛词是否有他人伪作的可能性、艺术上的缺点如何等等，却没有得到爽快的回答，只有“帝王思想”的嫌疑可以肯定，于是命令以此为目标发动攻击宣传。我不知道这个“据说”有多少根据，不过，即使有来自反对阵营的中伤非难也要苦思凝想接连发表唱和之作，仅从这一事实来看，毛的这首词在宣告新的传说式主人公的登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实在有戏剧性的效果。诗的此种微妙的政治功效，毛本人在处理与党、政、军并列的革命关键———统一战线关系方面，是有着坦然自负的，而这种自负大概有不少就来自这个时刻的经验吧。

 

柳亚子和词的余波

 

问题从一开始便属于诗之范围内的事情。而始终重视这一点的柳亚子在《跋文》中，将孔子门人(子贡)所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此句一般解释为孔子绝不超越“文章”而涉及“性”“天道”等抽象的议论)的“性”置换为“情”，认为诗这个“情”的领域与“天道”同然，存在于实践理性议论的彼岸，而对《新华日报》的政治性判断之“固”(僵硬)　提出异议，唱和时则以诗人之“狂”用满腔的豪言壮语应和了毛的词。毛特意称自己的词“与先生的诗格相近”，大概是注意到了柳诗那种一向有定评的慷慨激昂的调子，(落款为十月四日的另一封书简中，毛评价从柳那里得来的另一诗时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在这方面两人之间恐怕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进而言之，以长征后的实际势力为背景而表露出那样的气势，除了相应的胆略外还需要某种狂气的。关于柳亚子那几乎是时代错误的唱和方式(他有感于毛的那封来信而作七律也说“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云云)，有人认为那才是“帝王思想”式的“误解”之前奏呢(《以诗为媒·毛泽东与柳亚子》)。可是另一方面，又有引用建国后毛为柳提供北京居所时据那首和词而挥毫题字“上天下地之庐”这一事实提出反对意见的　(《毛泽东诗词史话》)，至少毛感到柳的和词反应并不坏，这恐怕没有疑问。对于国民党方面的反应，毛在给详细报告这些情况的党员来信的复函中，是这样回复的:“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不过，建国后毛泽东的诗词作为国家盛事正式发表以后，毛本人对那些注释家们的理解似乎也多有不满意之处。在目前通行本《毛泽东诗词》(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的作为“作者原注”或“注释”一部分而公开发表的解说中，关于　《沁园春·雪》，毛在大字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文物出版社，1958)里，有他自己添写进去的这样一段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历史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　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　别的解释是错的。”

 

可以认为，这个批注针对的是下面一类的担心和疑问，即词中的帝王们被“文采”“风骚”“大雕”这样的词语所贬。然而有充分的根据能将最后的“风流”与“帝王思想”彻底区别开来吗?也就是说，这个争论到了建国后也还没有了结。毛批注中的“反封建主义”“无产阶级”等政治用语是用来纠正那些欲正确无误地解释传统的诗词语言之政治含义却没有解释好的诸种说法，这与他在重庆说自己的词与“诗友”柳亚子的“诗格”近似时不同，他俨然是在对照革命的正史与诗的正道亲自制定正确的解释。前面提到的郭沫若那种只能说是帮倒忙的反“白色恐怖”说等，在“反封建主义”这一点上不管多么合格，作为诗之表现的处理方法，毛到底是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