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

　　发轫于“汉承秦制”

　　“汉承秦制”，见于《汉书》。为何秦亡而汉存?　读史可知，汉承之秦制，仅限于朝廷官制，而在治国指导思想方面，汉初采取了与秦完全不同的做法。

　　秦得天下后，以法家思想治天下，穷兵黩武，严刑峻法，民众不堪压迫，群起造反，遂二世而亡。汉有鉴于此，改为儒道思想治国。高祖时罢兵休农，与民生息。其后，汉惠帝、汉文帝陆续去除秦代禁止言论的诽谤罪，提倡士人议论政事，以儒家士人议政取代法家的禁绝百家。至汉武帝时独尊儒学，正是不断改革去掉法家方针的总结与归宿。

　　打天下用法家、兵家，坐天下则用儒家、道家。此乃秦、汉治国方针的根本区别。

　　天下既定，当变战时体制为和平时期体制。汉贾谊《过秦论》概括:“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主张权衡社会各群体利益并尽量平衡之。汉得天下后的这一治国方针，为其后唐、宋开国后所遵循。这就涉及到儒与法、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各自使用范围，亦即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不同规律问题。

　　怎样从哲学角度理解“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　儒家以《周易》为六经之首，我当从中探源。以往曾学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列宁《哲学笔记》、恩格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黑格尔《小逻辑》等，对西方辩证法和革命辩证法均有基础，故能较快地进入《周易》的象征性语言、图象和晦涩文字。经相当长时期，我突然体会，《周易》的辩证法与《矛盾论》的辩证法是两个不同体系:前者以和谐哲学为纲，基本上是坐天下的辩证法;后者以斗争哲学为纲，重点在于推翻旧世界，

　　基本上是打天下的辩证法。

　　六条新观点

　　笔者在《<周易>和谐辩证法论稿》中提出如下新观点:

　　一、《周易》　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系统的辩证法理论体系。凡是西方辩证法中所有的关于辩证法的具体规律的论述，《周易》　无不应有尽有。只不过，《周易》中的辩证法系统，是用图像、比喻、象征等较隐晦曲折的形式表达，加上文字也较晦涩，需要洞幽察微，逐卦细读，而后由目以探纲。本书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二、《周易》　的辩证法思想和我们所习见的革命辩证法(以《矛盾论》为代表)存在重大区别。革命辩证法以推翻旧世界为己任，是以斗争哲学为纲的辩证法体系;《周易》　中的辩证法则着眼于掌握政权以后如何团结全国各利益群体共同发展，是以和谐哲学为纲的辩证法体系。

　　三、书中提出区别战时体制与和平时期体制的不同规律问题。这是当代学术著作中所较少讨论过的。

　　四、这就必然联系到历来众说纷纭的关于诸子百家的评价问题。本书提出从宏观概括百家思想的看法，就是把以儒家为代表的“法先王”的儒、道、墨、阴阳等诸家，看成总结和平时期如何掌权的理论规律的学术体系;把以法家为代表的法、兵、纵横等诸家，看成总结战争时期规律的理论体系。从而使“法先王”与“法后

　　王”有了一个明确的、体制方面的时代规定性。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已就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不同规律作了多方面极为细致的探讨。例如，“法后王”诸家中，法家是总结战时体制全局的理论体系，着重于战时国家形态的全面理论概括，而又包括了兵家和纵横家;兵家主要讨论战争的规律，在此后的中外一切战争中，均有其指导性;纵横家则集中讨论外交的规律;等等。就总结历史规律而言，其总结面之广泛，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均属世所罕见。

　　五、再进一步，论析《周易》对于观察中国学术就有了一个特殊的引领作用。《周易》的和谐辩证法系统，是“法先王”的儒家等诸家学派的一个哲学总纲。中国具有三千余年有文字的历史，因其从未间断而不同于世界各国，且和平时期乃中国历史主流，战乱时期只是支流。所以，和谐哲学是中国学术主流，也是二十五史即

　　史学的主流。和谐哲学实为中国学术的核心与灵魂。

　　六、由此，评价许多现代或现实理论问题就有了一个高视野的理论与哲学依据。

　　例如，革命时期强调斗争哲学、批判和谐哲学是正确和必要的。对于“五四”的批判儒学、鲁迅先生的评价，学术界存在分歧。其实，革命时期必需否定旧制度及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否则革命力量受压制而不能奋起，所以，鲁迅批判儒学(和谐哲学)是完全对的，缺点在于未能区分先秦开明儒学与明清僵化儒学，一股脑儿地骂倒了。今天，在国内需要从根本上肯定儒学的和谐哲学，也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

　　《周易》的核心观点是，掌权者采取措施平衡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经济、政治利益，才能达到社会和谐。此即孔子在《易·系辞》中所谓“阴阳合德”。

　　以《周易·泰卦》为例，其卦象乾下坤上，即天主动居于地之下，象征“君主、上层人士应主动居于民众之下”，引申为“一切在社会上处于强势的群体主动居于弱势群体之下，相互之间就可达到某种平衡状态”。

　　儒家中庸之道，即从《周易》概括而来。庸，意为经常;中，动态词，意为趋中。中庸之道，即言掌权者在决策时，应经常使社会各利益群体处于趋中状态，社会则可因平衡而走向和谐。在一切平

　　衡中，经济平衡最为关键。所以，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说的都是这个原则。

　　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社会实践)，来达到消灭三大差别(理想境界)。这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的一个根本性区别。而中国的周礼、儒家一贯强调缩小上层与民众之间的差别，特别是经济差别，并且积累了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是英国的经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那么，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有益经验，我们更应兼收并蓄。

　　从中国历史传统来看，战争时期法家时行，和平时期则必用儒家、道家，已成为历史规律。所以，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将马克思主义与法家、兵家结合起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功。由此类推，今天的和平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结合起来，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做法。

　　有人问，儒家思想产生于封建社会，能结合吗?　请问，法家和兵家都是产生于封建社会，而且法家乃是中国历史上最封建专制的学派，为什么毛泽东能极其自然地将其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并且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呢?即使在今后，法家、兵家、纵横家思想，在对外方面例如抵抗可能的侵略方面，仍然是有巨大作用的。

　　因此，《周易》中的和谐辩证法，包括诸子百家以及二十五史中记载的一切缩小贫富差别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建立和谐社会，显然都是可能起到巨大作用的。

　　(本书获第四届文汇彭心潮优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