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来临，翻朋友圈微信，见有“名片往坟前一插，就是墓志”的戏谑，觉得此言有些误解。因为南朝以后，墓碑与墓志就不是一回事了。南宋无锡人费衮《梁溪漫志》卷六“温公论墓志”篇，对此进行了深度解读。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说：“古人有大勋德，勒铭钟鼎，藏之宗庙；其葬，则有丰碑以下棺耳。”作为史学家，司马光还引经据典解释了“墓碑”与“墓志”的不同：秦汉以来，功勋卓著、品德高尚的人去世后，皇帝才命文人墨客写文字褒赞功德、并刻上石碑，这就是所谓的“碑”。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又出现埋于墓中的铭志。“碑犹立于墓道，人得见之；志乃藏于圹中，自非开发，莫之睹也。”也就是说，立于墓道的碑像是“名片”，人人可见；而埋于坟墓中墓志才是展示逝者“丰功伟绩”的“悼词”，如果不打开坟墓，是看不到的。故而，司马光认为，如果所葬之人真是有功于国家和人民的大贤，则名闻昭，生前就会被大家称颂，怎么等到墓志出土后才被人知；如果墓志是阿谀奉承，强加修饰的，谁又会相信？只不过徒增笑料罢了。司马光的观点与隋文帝杨坚关于“功德碑”的论述如同一辙。《唐语林》卷八谓，隋文帝杨坚的一个儿子死后，大臣们请示为其立碑，杨坚拒绝道：“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若不能，即使刻石立碑，也只不过为后人做镇石耳。”所以，费衮觉得“古人藏志于圹，恐有深意”。

　　墓志不仅是要让铭记，也是永恒仪式的艺术呈示，是“反遗志”的一种墓园文化。其作用不仅为了彰显逝者“生平事迹”、“德行操守”，也是一种史料，可供孝子们据此慎终追远。“温公论墓志”一文中就列举了北宋时期与范仲淹齐名的韩琦依据墓志追远的孝故事。文中说，韩（琦）四代祖葬于赵州，五代祖葬于博野，韩琦的祖父迁居到河南相州安阳县，到宋仁宗时，已历百余年。韩琦一直未能祭扫祖坟，心实不安。经多方寻问族人才得知祖先葬地，便命忠彦（韩琦长子）开圹获得了墓志，一一确知四五代祖先身份，并推及上八代家族世系，于是，乃能“岁时奉事，少慰庸嗣之志”。这是一种值得称美追远的孝道，能使民德归厚。

　　墓志的撰写是有固定格式的。墓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写作的总体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具有概括性、独创性的特点。故而，墓志能让逝者得以全然的安宁，也让生者得以自如的安心。往细里说就是，首要叙述姓原族望，次及名讳字号、三代世系之名讳官爵、乡贯或迁徙之郡邑，学行功名起家之年岁，宦游经历及所建立之事功，乃至晚年之休致，卒年及年寿，葬地、葬时，妻某氏及受封号，下及诸子出身及官衔，并及于女与所择配，有孙女者亦逐一述及，最后为铭辞。大致视不同的墓主而有所损益。至于题墓与篆盖也有一定的书例，是不可逾越的。文献记载，古代几乎所有有钱有势之人皆注重墓志铭，历史上文学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等都奉旨或“受谢”（稿费）撰写了不少墓志铭，独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例外。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六载：“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本朝此风犹存，唯苏坡公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谓富韩公（富弼）、司马温公、赵清献公（与包公齐名的赵抃）、范蜀公（北宋著名史学家范镇）、张文定公（曾任参知政事的张方平）也。”即便诏令，品德差的人，苏东坡也推辞不写。

　　诚然，古往今来的许多墓志，不乏溢美之词，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墓碑上的虚妄之言，说白了就是往死人身上抹彩，给活人脸上贴金。但从古人立碑于墓前、埋志于墓中及司马光的“墓志观”和苏东坡不写“谀碑”的态度等看，古人是深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