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教授 唐亚林

　　2015年春节期间，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微信朋友圈与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媒体疯转，一时引发“乡愁”遍地。2016年春节，这种乡愁思绪继续发酵，更多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出笼，成为一大热点话题。

　　实际上，这种乡愁思绪并不是啥新东西，只不过借助于新型社交媒体的崛起，而引爆了游荡在城市钢筋水泥“森林”里众多游子的脆弱神经。早在2009年2月18日，笔者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返乡笔记《乡村观察六记》，也曾感叹诸如“没有年轻人愿意种田了”“养儿防老如今不管用了”“农家子弟上大学越来越少了”“新农村建设处在停摆状态了”“没有人愿意来组织发动农民了”“基层干部已经不懂农民了”等乡村现实问题的累积与无解。

　　乡愁在近几年的持续发酵，与转型时代“乡村病”密集爆发密切相关。随着农民工的城市转移、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留守人口问题的增多、乡村人际交往的稀缺、乡村社会建设的空洞化、自然环境的破败等问题的叠加交织，乡村社会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此外，也与中央重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催化有关。中央提出，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乡愁是什么？根据多年的乡村调研心得和20余年的乡村生活体验，笔者尝试对乡愁下一个定义。所谓乡愁，是指建立在人与土地关系基础之上的祖先崇敬与鬼神敬畏，以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会价值体系，集生产、生活、生态、生命功能于一体的共同体情感。它包括三层内涵：围绕土地而构筑的物质家园，围绕生命意义而构筑的精神家园，围绕代际传承而构筑的血脉家园。建立在人与土地关系基础之上的物质家园、精神家园、血脉家园的交织，就构成了乡村社会“有意思的生活”之全部内容。

　　随着人类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信息社会的历史性演进，人类日益从繁重的土地劳作中解放出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逐渐被规模化、机械化的大生产方式替代，乡村社会的关系随之发生变革。人们不再依赖于土地来建构人生和生活的意义，土地所赋予人类特殊的终极价值，不得不让位于城市生活所独有的“神圣、安全、繁忙”三大价值。

　　随着时代的变迁，“故园依稀在梦中”；加之少子化家庭模式，进一步让热衷于人丁兴旺与血脉传承的中国人失去了“庇护所”。当人们眼力所见的只是“与己无关式陌生景观”时，乡愁的泛滥便不可阻遏地发生了，故乡随之成为回不去的追忆，成为无以脱逃的宿命。

　　乡愁是一种情感泛滥，甚至只是一种基于物质匮乏年代的生活记忆及抱团取暖式的共生情感。但是，它所映射的也是事关“吾土吾国吾民”精神家园的塑造之大事业。这种精神家园的失落，因城市生活的“原子化个体”生存方式而异乎寻常地凸显，并打开了“乡村病”与“城市病”的共通之处。即转型时代，如何提供安顿当代中国人身与心的“有意思的生活因子”？

　　“有意思”的乡村生活，无疑将传统聚落组织形态、各色人等、私人与公共事务，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会价值，有机地统一于乡村生活的历史变迁进程之中。由此引发乡村人最本质的共振之声，“送老养小自己活”成为一代又一代乡村人的人生使命。

　　反观现代城市生活，尽管创造了无比璀璨的物质文明，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锻造了忙碌的社会生活，却往往割裂了各类组织、各色人等、各种事务、各个价值的内在连接与一体化进程，将人间、人世、人生、人性、人心置放于无根的漂泊风尘中，结果“乡愁未除，城愁又添”。

　　这可能是当代中国成长的必由之路，也是城市文明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就此而言，悠久农业文明所孕育的“有意思的生活因子”，需要创造性地注入当代中国“有意思的生活”建构历程之中，并使之成为当代中国人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内在价值构成。（唐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