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里乾坤大，斋中视野宽。尤其是名人书斋，在小小的一方天地中，包含浩瀚的大千世界，折射出变幻的时代风云。上世纪初的上海文人书斋，可以说“小书房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读书人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走进这方空间，历史的纵横阡陌，一览无余；社会的细微脉动，照样感知。且以近代上海民居的象征石库门、明清老房子和上海本地园林建筑等三种住宅中的文人书斋为例，来看看上海文人的品格及其书斋风貌。

    “且介亭”内写就不朽篇章

    近代中国，文人学者的居室已少有园林建筑，大半是里弄、胡同式的民舍。内设书斋也常一室多用，兼作卧室、会客室等。鲁迅的书斋“且介亭”，就是其中的代表。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来到上海，至1936年10月19日去世。近十年间，曾先后住过闸北景云里、北四川路底的拉摩斯公寓（今北川公寓）、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翻阅这一时期鲁迅写下的文稿，会看到在有些文章的末尾，有这样的一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文章叙之犹感不足，他还将晚期的杂文集命名为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等。这并非鲁迅附庸风雅，而是蕴有一番深意的。

    这里的“且介”，是“租界”两字之一半。鲁迅的三个居所，大多是石库门建筑，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区域新建造的住宅，近乎“半租界”。故名之“且介亭”，这是其一。其二，命名自己的居处为“且介亭”也体现了鲁迅的幽默和高明。据考，当时《创造月刊》曾有署名梁自强的《文艺界的反动势力》一文，说鲁迅是“文艺界的反动势力”不足解气，还挖苦鲁迅的“公馆是在租界口上，虽然是中国街，但万一有危险时，仍然可以很容易地逃到租界里去。”针对这种诋毁，鲁迅在其后发表的《〈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二》中随手戏注云：“译者识于上海离租界一百多步之处”，有意加以调侃。

    鲁迅写作大多在深夜，来访的客人散去、家人入寝后，他就会沏上一壶浓茶，铺开稿纸，握笔濡墨。文思涌来时，常常写到东方既白。桌面的前方堆着许多稿件和《海上述林》校稿。桌边有一张藤躺椅，鲁迅常常在写作之余，在此躺卧片刻，随手翻阅书报，构思文稿。就是在这间简朴的、透着上海风情的“且介亭”中。鲁迅写出了《花边文学》《三闲集》《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等不朽篇章。

    “非有斋”折射凌云壮志

    地处浦东新区川沙镇的“内史第”，虽非园林建筑，却是地地道道的清代老房子。据考证，“内史第”曾居住过宋氏三姐妹、黄炎培、胡适、黄自等多位名人。黄炎培故居在第三进内宅楼，其中有一间是书房。

    1899年，黄炎培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1914年任《申报》记者，在上海南市先后赁租西门黄家阙大吉路和林荫路的陋室居住，取庄子《知北游》中“吾身非吾有”之意，给斗室命名“非有斋”，以表舍生取义、立志社会的志向。黄炎培刻了一方“非有斋藏”的斋名藏书印，每有中意好书，便收而钤之。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内，有一本钤有“非有斋藏”的《东北义勇军概况》，就是黄炎培的旧藏。

    1991年，有关部门决定在“内史第”中修缮黄炎培故居。故居庭园内有黄炎培铜像，内设“黄炎培生平事迹陈列室”。在二楼书房内，挂有一副发人深思的对联——“卧愁七十未衰年，闲寐万方多难日”，与“非有斋”的斋名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读斋”显露书生本色

    “一室图书自典雅，百家文史足风流。”书房之雅，贵在有书卷气，重在有翰墨香。书房有书，蓬荜生辉，洒满阳光；书房无书，华屋无采，黯然失灵。南社诗人高燮的“闲闲山庄”及其书斋“可读斋”，就昭示了这种书生本色和文人品格。

    高燮，号吹万，才识渊博，有“江南大儒”之誉，曾作《醒狮歌》《宝剑篇》等诗文鼓吹革命。史载“南社巨擘高吹万筑闲闲山庄于秦山西北约三里”，秦山在金山区张堰镇秦山村境内。“闲闲山庄”典出　《庄子·齐物论》：“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大知閑閑，小知閒閒。”现在“閑”“閒”两字都简化为“闲”，但在古汉语中有所分别：閑閑意为广博、从容；閒閒意为安静、闲暇。

    高燮一生嗜读，藏书三十余万卷，尤以《诗经》最为详备，有注疏、论辩、宋元铅椠、善版孤本等千余种。山庄名为“闲闲”，实际并不平静。当年是南社成员活动地点之一，众人在这里谈诗论文，探讨国是，抨击时弊。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日寇侵华，从金山卫登陆，“闲闲山庄”被炸成废墟。新中国成立后，高燮将劫余《诗经》　珍本千余种转交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并将1.9万册藏书悉数捐献上海文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