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首届“艺术与科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和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徐玲围绕“中国博物馆的早期历史”这一主题先后发言。溯源中国早期博物馆史，并不仅仅在于回顾历史，而是旨在为中国当下的城市发展之路和建立文化自信提供启迪。

　　近代中国博物馆，并非纯粹舶来品

　　■徐玲

　　说到博物馆，很多人觉得这是纯粹的舶来品，但我们研究史料后发现，在中国，博物馆的发生发展具有传统中国古物收藏和西方博物学观念的双重渊源。

　　古物收藏在中国发生的时间非常早，有人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古物收藏。我认为，中国的古物收藏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宫廷收藏，一个是文人收藏。

　　关于宫廷收藏，必须提到“国之重器”的观念，因为宫廷收藏比较重视青铜器、玉器等带有礼仪性质的器物。最早的宫廷收藏，从考古材料中得到证实的是始于商王朝，当时的收藏具有宗教和礼仪的功能，收藏的器物专门放在祖庙里，所以我们现在说博物馆具有祖庙的功能，应该是从那里引申过来的。

　　到了周后期，王室收藏从祖庙迁出，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叫“天府”。至汉代，宫廷收藏物开始被赋予君权神授的性质，成为皇帝统治合法性的象征物。宋代以后，宫廷收藏开始搬入皇宫。大家知道，历代皇帝都是古物收藏的爱好者，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死后把生前最喜欢的《兰亭序》随葬。还有宋徽宗，也是一位特别喜欢收藏的皇帝，他将自己的收藏放在保和殿里，还下令做了收藏目录。清代的乾隆皇帝更是收藏爱好者，亲自指挥为收藏编撰谱册。

　　古物收藏的另一个分支是文人收藏，其中涉及的观念就是“器以载道”。中国文人的理想是“达而兼济天下”，古物收藏成为他们展示仕途追求的载体；而一旦仕途不顺，他们就把自己的情怀赋予收藏之中，所以，中国画也好，器物也好，它们不单单是一个个物件，而是一种心境、情怀的表达。

　　因此，传统古物收藏成为早期中国博物馆一个重要的源头，甚至成为主体部分。

　　再来看看西方博物学观念对中国博物馆的影响。

　　西方博物学最主要的观念是“公共公藏”，对社会开放是近代西方博物馆产生的标志之一，他们认为收藏是公共的。而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私有秘藏，我们认为只有在完全占有收藏品的情况下才能去欣赏。庆幸的是，西方博物馆“公共公藏”的开放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进而引发了中国博物馆的诞生。

　　中国人最早独立自主建博物馆是在1905年，而从1868年到1905年的近40年间，活跃在中国博物馆舞台上的都是境外来华人士。他们的主要成分是来华的传教士、从事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以及博物学家，他们在中国境内创建了博物馆，借助博物馆的实体传播简单的自然科学观念。所以，我把1868年在上海建成徐家汇博物院的时间，作为中国博物馆创建的开始。当然，也有人把1839年作为中国博物馆起始的时间，因为1839年“博物馆”这个概念被翻译了过来。

　　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兴起，有一个时代的语境。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很多知识分子放眼世界，向国外学习，想方设法改变中国。其中，就有人提出把博物馆当作一个社会教育机构引进，“开启民智”“教育救国”，普及公众教育。

　　谁是创建近代中国博物馆的主体呢？

　　最早是一批游历境外的官绅。他们与早期的境外游历者不同，早期的境外游历者仅仅是把博物馆作为一件新奇事物来介绍；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出国门的官绅真正接触了博物馆。由于他们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是传统社会的精英，所以他们逐渐取代境外来华人士，成为传播博物馆的主体。他们通过写文章，向国人介绍各种博物馆知识，回国后又积极呼吁创建博物馆，以保护古物、开启民智。

　　他们通过比较后发现，欧美博物馆不同于本土的珍宝馆、藏宝楼，中国的藏宝楼都是私家的，博物馆是公共的，所以他们尝试把博物馆建设纳入国家的公共事务中，成为创建中国博物馆的先行者。

　　而且，他们对博物馆的认识已经脱离了新奇之观感，触及了博物馆的核心功能，那就是付诸教育。比如，近代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所撰写的《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出把创办博物馆与教育学生的内容联系在一起，要把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游历官绅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著作有很多。其中，有大家熟悉的康有为，他在《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大量提到博物馆的功用，还提出了口号：“古物存，可令国增文明。”清末状元张謇写了《东游日记》，反映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另一个创建博物馆的主体是留学生。留学当时在中国是新生事物，最早由洋务运动推动大量留学生出国求学，到20世纪初这些留学生陆续回国，形成了一个学兼中西的留学知识群体。特殊的学习经历，为他们提供了文化传播的学术资本。他们既懂中国，又懂西方，很快成为传播先进观念的中流砥柱。但是很遗憾，他们的建馆实践大多以失败告终，所以他们的科普教育等倡导性观念没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这群人中的代表人物都是各界精英，比如蔡元培，当时任教育总长，提出应大力建设博物馆，他甚至提出博物馆的美育可以代替宗教，净化社会。傅斯年、李济、胡适、梁思成、徐悲鸿、刘海粟等，都参与了博物馆观念的传播和创建博物馆的实践。

　　还有一群创建博物馆的主体，他们常常被忽略，那就是中国本土的金石学者。在当时的知识界，总认为新的就是对的、好的，总觉得留学生代表着进步，而本土学者是顽固派，固守传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些学者都有着深厚的金石学功底，有着本土的地缘优势，他们中的很多人主动融入博物馆的建设中，并很快成为主体力量。

　　王国维虽然留学归来，但从精神层面来说，他更是一位本土金石学者。早在故宫博物院创建之前，王国维就曾向溥仪呈递奏折，提出“臣愚以为莫若开放禁城离宫之一部为皇室博物馆，而以内府所藏之古器、书画陈列其中，使中外人民皆得观览”，这个理念非常之新。

　　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马衡后来主持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一大批传统金石学者被引进故宫博物院工作，古物馆成为金石学者的大本营，为金石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清末金石学家端方也较早提倡将古物公之于众，他把自己的毕生收藏建成陶斋博物馆。端方和张謇是好朋友，当得知张謇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私藏创建南通博物苑时，端方送了很多文物收藏给张謇，以表支持。

　　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双城记”

　　■杨志刚

　　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多点发生”。现在我们知道，1829-1834年在澳门曾出现“驻华大英博物馆”，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香港曾有英商开办、免费向公众开放的香港博物馆，北京1874年出现北堂自然博物馆，1876年出现京师同文馆博物馆等等。但是，即使有这么多中国早期的博物馆先后出现，我仍然觉得今天有必要来说一说上海和南通的“双城记”在中国早期博物馆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

　　上海和南通都是滨海沿江城市，都处在长江口的出海口上，一个在南岸，一个在北岸，遥遥相对，可谓地域相邻、文化相通。

　　让我们先从上海进行中国早期博物馆的溯源。在19世纪下半叶，有两座重要的博物馆在上海诞生。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成立了通志社，由柳亚子牵头，负责编撰上海的地方志。这个团队的成员讲述了徐家汇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的历史。

　　徐家汇博物院创建于1868年，由法国传教士韩伯禄创建，主要收藏从长江流域采集来的名贵生物标本。1930年，徐家汇博物院迁到了位于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震旦大学，后改名为震旦博物院。该院收藏最丰富的是植物标本，有50000余件，在远东首屈一指。

　　上海博物院也叫亚洲文会博物院，它于1874年由英国人在圆明园路上创立。亚洲文会是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的支会，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机构，致力于科学研究。因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觉得拥有博物院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一度把那条路改名为博物院路。这是一段珍贵的上海城市文化记忆。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的收藏，后来都移交给了上海自然博物馆。

　　再来说说1905年诞生的南通博物苑。上世纪30年代，一位叫陈端志的学者写了《博物馆学通论》一书，他在书中提到，“南通博物苑是我国博物馆史上的最早一页”。他的见解后来广为传播，南通博物苑被定义为中国人独立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

　　南通博物苑的创办人张謇，是一位政治家、实业家和教育家。

　　张謇15岁开始追求功名，走上科举考试的道路。32岁乡试中举成为举人，到了41岁，在殿试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得中状元。

　　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他很多次从家乡到顺天府应考。我发现他进京的路线，是从自己的家乡南通出发，先到上海，再到天津，最后到达北京。所以说，他对上海的情况一定是熟悉的。

　　张謇的活动舞台越来越大，尤其是他从政以后，又投身于实业，他的舞台既在南通，也在上海、北京。张謇在1903年创办了大达轮船公司，后来他又把轮船公司开到了上海，上海的老地名中就有“大达码头”（位于黄浦江下游西岸）。所以讲到张謇，千万不要把他局限在南通这个地域范围内。

　　张謇关于博物馆的思想很丰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认为博物馆可以“导公益于文明，广知识于世界”。在张謇那个时代，他发现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虽然大家都有文物收藏，但在那些发达国家，人们把文物收藏社会化，让所有人一起共享，而在中国文物收藏都是私密的。显然，这个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张謇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他希望从博物馆入手，进行社会改造。

　　1895年，维新派成立了上海强学会，明确将建设博物馆作为其四项要务之一。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指出，欲振中国，须兴学会，而学会有16件大事要办，当中第12项就是“开博物馆”。张謇列名发起人之一。张謇还给朝廷提建议，化私藏、私有为公藏、共有，如果朝廷能够将其集聚的文物“廓然昭示大公”，那么“聚于下者，亦必愿出而公诸天下”。后来张謇决定自己开办博物馆。

　　前面讲到的徐家汇博物院、上海博物院以及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一开始都很重视自然类及民族民俗标本的收藏。张謇曾经强调博物馆有这样一种教育功能，就是可以“格物明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为什么张謇也会这么重视自然类的收藏呢？这可能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是状元出身，虽然他是一个成功者，但是他走向成功的20多年，这条路走得很艰难。张謇对中国科举制度下的传统教育给人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着非常深的洞察，正是因为有这种洞察，所以他才下那么大的决心要办博物馆。在他看来，博物馆是和教育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博物学的兴起催化了当时知识结构的裂变，这些自然类的收藏和西方传来的科学知识、科学技术融合在一起，与启蒙思想互为激荡。张謇正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和实践者。

　　目前国内研究早期博物馆的发生和发展，虽然理出了很多线索，但是我认为，研究者必须在历史的进程中去看，才能搞清这些早期博物馆的历史价值。

　　今天，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对于博物馆的定义，非常强调博物馆是一个常设机构，而徐家汇博物院、上海博物院以及南通博物苑，都符合这样的定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不仅这些博物馆的收藏一直在延续，而且，张謇倡导的“导公益于文明，广知识于世界”的博物馆精神至今仍在延续。所以我认为，上海和南通在清末民初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史上，同样赫然醒目，彪炳史册，其地位和关联构成了一部独特的“双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