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魏建功。

各种版本的《新华字典》。

魏建功留下的《编辑字典计划》原件。

上世纪40年代，魏建功（左四）与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同事们合影。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字典，也给现代汉语，特别是我们日常通用的汉字确立了规范。

巴掌大小的它不足70万字，但在辞书界，几乎没有任何一本字典能与之“抗衡”：当代中国，但凡识字者，无人不知、不用《新华字典》，有字不能识或是不会写，都要求教于它。其发行量，创下世界辞书之最，摘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

鲜为人知的是，初版于1953年的《新华字典》，其最初的构想却酝酿于1948年底的北平炮火中。从编纂之日起，这部小字典背后就汇聚了叶圣陶、魏建功、吕叔湘、丁声树等一大批语言大家。

大学者编出的小字典，不仅是满载无数人成长记忆的“特殊伙伴”，更是世界各国汉语爱好者的“无声老师”。“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影响了几代人的《新华字典》，其最初诞生的历史如今也成了一段悠长、动人的文化往事。

一定要实用

1949年，中国大地上炮声甫息，硝烟渐逝。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端待举，各行各业都极度需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但当时全国80%的人口都是文盲。扫除文盲，学习文化，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亟需一本小型实用性的新字典。

时任原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迩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东北军中谓但能指出某种小字典较为切用，彼处即需二十万册。”

编一本新字典，不只是农民和部队的需要，也不只是叶圣陶的愿望。1950年3月9日晚，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到叶圣陶家串门。闲聊之中，叶圣陶提起上级有关领导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他随口问魏建功：“我们把大辞典编纂处接收后，你能不能来主持工作？”魏建功听到“辞典”二字，甚至都没有细问，当即表示乐意。两人相谈甚欢，直至夜里9点才散。

原来，早在1947年，魏建功就有编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的想法。1980年魏建功离世后，其长子魏至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的书信文稿等资料，就在这些资料中，他发现了父亲希望编纂一部新型字典的最早想法：1947年6月6日《大公报》第六版“图书周刊”上，魏建功在一篇题为《国语辞典论评》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没有客观描写语言形态的工具，时常把声音的成分拆散或沉埋在字形里……我们该从新工具的产生解决这问题。”

生于1901年的魏建功，是中国语言学大师、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的入门弟子，对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和古典文献学都造诣深厚。192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已是北大教授的他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主持推行国语的工作。

当时，台湾已被日本殖民统治了五十年，1936年底，日本开始强制废止汉语，以至于老一辈人的台湾话里掺入了不少日语词汇和语法，年轻人更严重，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连台湾话都不大会说了，就连小学教员们也没多少能准确掌握常用的标准国语。而魏建功手头可用的“国语教材”极其简陋，只有一本只标注发音、没有释义的《国音常用字汇》——其作用，大概与现在的幼儿识字卡片差不多。

魏建功不得不派老北京齐铁根先生，每天用标准国语通过广播电台辅导全省小学教员备课，教员们听广播备好课，第二天“现学现卖”再教给学生。就是在这样艰难推行国语的过程中，魏建功体会到了新字典的重要性。

字典是语言的工具书。类似的工具书并非当代才有，在中国古代，解释文字的著作被泛称为“字书”（实际包含字典和词典），那时的字书，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是供人诵读识字。

字书的历史源远流长，见于著录最早的一部字书是《史籀篇》，相传出于周宣王时太史籀之手，不过早已失传。现存的古代字书中，最早的是讲训诂的《尔雅》，其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年，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代汉语词汇，其实更接近今天的词典。东汉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它首创了部首编排法，对字义、字形、字音进行全面诠释，可谓中国字书的先河。

真正以“字典”为书名的，清代《康熙字典》是第一个。这部字典共收字四万七千有余，规模可谓宏大。及至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收字较《康熙字典》还要多一些。然而，大部分人常用的字不过五六千，“大部头”字典中冷僻字的大量存在，对初学汉字者乃至中等文化程度的人而言并不实用。

民国时期相继出版的《辞源》、《辞通》、《辞海》，以及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写的《国语辞典》等，与注重单字的《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不同，开始注重“词”的收录和释义，这些动辄数卷本的大型辞书更是“大部头”，且不说内容远超普通人所需，光是价格就非一般人能够承受。

小型字典倒也有。一种是魏建功在台湾推行国语时使用的《国音常用字汇》，只有注音没有释义。

另一种流传较广的小辞书，是曾主持商务印书馆多年的王云五编写的《王云五小词典》。这部出版于1931年的词典，采用王云五本人发明的“四角号码查字法”，即把每个汉字分成四个角，每个角确定一个数字号码，这样每个汉字就对应四个号码组成的一个四位数。这种查字法一旦掌握，检字速度会很快，再加上商务印书馆的推广，《王云五小词典》一度被广泛使用。直到今天，王云五的学生胡适为四角号码查字法编的检字歌诀还能被一些老人记起，“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不过，这种查字法也有弊端，有些汉字的四角不易辨认笔形，学习时有一定困难，尤其是初学汉字者掌握起来更费劲儿。

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魏建功，熟练使用《康熙字典》、《辞海》等旧辞典自然不在话下，实际上，上世纪20年代，27岁的他还曾作为资料员参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但是，当这位语言大家在台湾身体力行推行国语时，他显然把自己放在了初学汉字者的位置，这才萌发了编一本小型实用性字典的念头。只不过，战火尚未完全熄灭的年代，魏建功的理想暂时还无法化为实践。

“伍记小字典”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接近尾声，魏建功从台湾返回了北平，他与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会面相聚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闲谈之余，编字典的事儿终于被提上日程。最早与魏建功聊起此事的周祖谟后来回忆：“我们认为这是一项有益于普及教育的工作，必须要当做一项事业来努力进行。谈话之间，仿佛一个新的试验工作将要开始了，心情十分振奋。”

这个“新的试验工作”的第一步，便是约请同道共同讨论字典编纂的体例。于是，这年年底的一天，周祖谟、金克木、吴晓铃、张克强四位同仁聚在了魏建功家里。周祖谟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五个人都认为编一本字典很必要，一谈就是一个上午，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对收字、注音、释义及编排的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设想。一个上午的时间远远不够，热情高涨的五个人便约定以后每周五上午聚一次，针对编纂字典的具体问题逐项讨论。

当时，北平尚未解放，但这五位知识分子却沉浸在似乎与眼前的战争、时局完全无关的字典“事业”中。金克木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和心境：“那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北京），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和文盲，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北大的教职员工们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几个人的心情更加振奋，魏建功还开玩笑：“现在我们吃饱了饭，该开始编字典了！”就这样，五个人的每周一聚，持续了两个多月。

当时还在读高中的魏至，就时常瞥见先生们在客厅里专心致志地商议事情。他告诉记者，那时魏家住在朝阳门内大街，家门外，从东四牌楼向东到朝阳门，路边人行道上就是买卖蔬菜鱼肉日用杂项的集市，每日上午都是人声喧闹，熙熙攘攘。集市上还有专给人搬家或运货的“脚行”，如果主人姓王，就挂个牌子叫“王记脚行”。有一天，魏建功想到门外“王记脚行”的名字，就笑着说：“我们五个人不就是‘伍记’吗？我们的字典就叫‘伍记小字典’好喽！”

这当然是玩笑话，据金克木回忆，字典只是停留在设想、讨论阶段，后来，由于工作变动等种种原因，几个人陆续脱离了“伍记”，“伍记”自然也没有真正成为字典的名称。1949年4月，魏建功曾试图找开明书店出版字典，就根据“伍记”此前讨论的内容拟出了一份《编辑字典计划》，可惜，这件事最终没有谈成。不过，这份《编辑字典计划》并没有白拟，新中国成立后，计划书中确定的条例居然一脉相承地延续到了《新华字典》中。

在魏至整理保存的资料中，记者见到了这份计划书的原件。八张淡黄色的竹纸上，魏建功以正楷字体书写了“伍记”设想中的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十大特色：一、根据语言学原理，用科学方法，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二、以音统形；三、以义排词；四、以语分字；五、以用决义；六、广收活语言；七、由音求字；八、由义选词；九、适合大众；十、精选附录。后来，这十大特色被进一步归纳为“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12个字，成为了编写《新华字典》的总体例。

仅从字面看，这12字的编写体例似乎有点抽象，但若结合旧字典的状况，其实也不难理解。“伍记小字典”设想打破旧字典多用的部首顺序编排的方式，采用音序排列。魏至解释说：“他们想达到一个目的，能说汉语、会正确发音，就能在字典里找到相应的字，继而就知道这个字的释义和用法。”在使用字典时，这两种体例最简单的区别是，看到一个字不认识，用部首顺序编排的字典可以很方便地查到，如果是查一个不会写的字，则音序编排更方便。当然，后来出版的《新华字典》在“以音统字”的同时，也加入了部首检字法，两种编排方式的优点兼而有之。

过去，字典一般都是罗列单字、解释单字，对于每个单字在语言中所代表的价值毫不理会，有时甚至把不能分开解释的复音词也拆开作为两个单字看待。比如，“蝌蚪”在实际语言中向来不分开单说一个字，但在过去的字典就常被分开，“蝌”字下注“蛙的幼虫”，“蚪”字下又注“蛙类的幼虫”。

“伍记小字典”的“以字统义、以义统词”试图打破这种旧传统。后来《新华字典》承续了这种编排原则，收录的“字头”中除了单个汉字，还有不少意义上不能分开的复音词，比如蝌蚪、徘徊、彷徨、澎湃、囫囵等。周祖谟曾就此评价：“编者不是守着死汉字在那里作注解……可以知道这本字典的编写是从语言出发的，而不是从汉字出发的。名为字典，实际是一本词典。”

广收活语言

《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是在1950年夏天。在此之前，因为出版总署计划接管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叶圣陶邀请魏建功到出版总署工作，俩人由此聊起了编新型小字典的事儿。结果，成立于民国时期、编写过《国语辞典》的大辞典编纂处并没有被出版总署接收，魏建功却怀着编字典的满腔热情来到了出版总署。

为了更好地主持字典编写工作，他还特意请叶圣陶给当时主持北大校务的汤用彤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撤掉自己中文系主任的职务。1950年6月，魏建功的行政职务被撤销，只保留了教书任务。从这时起，他开始身兼两职，义务筹备组建辞书机构。8月1日，隶属于出版总署的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机构规模并不大，起初只有魏建功、张克强、李九魁、李文生等几位工作人员，后来人最多时也仅有14人，其中还包括负责财务、购置物品的总务人员。魏建功给这个人马匮乏的小机构起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也被命名为《新华字典》，寓意“新的中华”。

在魏建功的学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曹先擢家里，记者见到了以“新华”为名的第一版字典。字典第一页的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本字典编写的目的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语文的语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正确地运用。”对此，曹先擢解释说，书面就是白话文，即现代汉语，口头就是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求字典完全以白话文作为收字（词）、注音的语料，作为释义和收集例句的根据。

这个要求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曹先擢说，早在民国时期，有识之士就开始编纂所谓“现代辞书”，但很少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这是因为，“过去口语方面有所谓‘官话’，但语音的标准并不明确，统一的程度不够，流通的区域不广，书面语方面占据主导的还是文言文。”换句话说，现代汉语在实际运用中尚且没有通用标准，这种情况下要编一本指导读者正确运用现代汉语的辞书，就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汉语语音有了统一标准，还是在始于上世纪初的国语运动中。1913年，民国教育部成立的“读音统一会”投票议定，以北京语音作基础，同时吸收方言的一些特点，分尖团，保留入声（古汉语和方言中的一些发音、音调），史称“老国音”。这种“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尽量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却导致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人能完全标准地使用这种发音。曾为老国音灌制留声片的现代语言学先驱赵元任就无奈地说：“在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此路不通，只能改弦更张。1924年，教育部成立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完全采用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这就是“新国音”。1932年，教育部公布发行《国音常用字汇》，采用了“新国音”。

初版《新华字典》的编写，基本就是以这份《国音常用字汇》的“新国音”为依据进行注音的。当时，汉语拼音方案尚未诞生，《新华字典》标注读音的工具还是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注音符号。从外形看，这种符号有点像汉字笔画，也有点像日语文字。而我们今天熟悉的汉语拼音，直到1957年的第三版，即商务“新1版”《新华字典》才首次出现。这是后话。

同是采用“新国音”，但《新华字典》与《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1949年8月出版，在《国音常用字汇》的注音、字形基础上增加了释义）相比，前者显然更注重口语音，倾向于把百姓口头上最常用的音作为第一选择，而后者则相对传统。

比如，“肉”在当时有“ròu”和“rù”两种读法，《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把“rù”作为第一音，而《新华字典》则把口语更多采用的“ròu”作为第一音。

又如，在台湾影视节目中，我们常听到将“我和你”的“和”读成“hàn”，殊不知，“hàn”的发音其实发源于老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