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内政与外交、政府与市场、政策与学术的热点议题。大至全球治理格局，小到企业投资经营布局，都越来越多地受到“一带一路”影响。

　　向沿线国家提供公共产品

　　作为新时期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合作倡议，“一带一路”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简单再现，而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对外开放与合作的总纲领，是促进全球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和公共产品。

　　之所以称其为“中国方案”，绝不是指完全由中国一家主导。“中国方案”体现在，它是中国在综合国力增强和发展方式转型两大背景下，基于国际和国内发展作出的战略决策，集中反映了中国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构想。在理念上，它以合作共赢取代对抗独占；在推进中，它以促进沿线国家亟须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工业化为两大优先突破口，并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宝贵发展经验与沿线国家分享。

　　之所以称其为公共产品，并不是指由中国一家提供所有资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地区和全球发展提供的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在这个平台上，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资金、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能源等方面的优势和需求有望得到有效互补；在这个平台上，中国将与发达国家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将获得新的动力、载体；在这个平台上，亚欧大陆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交通、物流条件有望得到改善，工业化进程得到加速；在这个平台上，域外国家有了更多参与亚欧大陆发展合作的契机……

　　伴随2015年以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和运作，以及《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顶层设计已经非常明确。按照以点带面、循序渐进的推进思路，以“五通”为主要内容，聚焦重点方向、重点国家、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尤其是以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为主线，从国内到国外、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和民间，“一带一路”建设有序开展，支撑保障体系陆续建立。

　　互联互通程度有所加深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国际上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共识和响应越来越多，许多国家经历了从观望到参与、从被动感受到积极推动的转变。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方式，中国已与许多国家达成谅解备忘录和合作协议，培育起了若干支点国家与核心团队。同时，新型融资平台成功建立运营，一批标志性、示范性重点合作项目陆续启动实施，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建设着手开展，基础设施、规章制度和人员往来三个层面的互联互通程度进一步加深。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与进展，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结合”：

　　一是点（重点突破）与面（整体推进）的结合。“一带一路”虽然是普遍性的合作倡议，但鉴于中国自身国力、内外复杂环境的制约，我们在推进中仍聚焦重点方向、重点国家、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优先与那些基础好、意愿强、位置佳、影响大的友好国家合作，合力推进那些地处要冲、涉及关键互联互通的标志性、瓶颈性工程建设。

　　二是远（远期愿景）与近（早期收获）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自倡议提出以来，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中泰铁路、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瓜达尔港、中白工业园、中哈产能合作等一系列重大成果相继落地。事实上，“一带一路”建设越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就越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引领和示范效应。

　　三是新（新型平台）与旧（现有机制）的结合。“一带一路”建设虽然体现了许多新思路和新布局，却不是在既有地区和国际秩序之外的“另起炉灶”。中国更多地借助或升级现有的双多边合作机制、平台与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四是政府与市场的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初期主要由政府出面进行宏观规划、政策沟通和平台搭建，但在具体执行和落实时，尤其是在以项目为主要载体的推进落实阶段，企业是最重要的主体。不管是挖掘开拓新的市场空间，还是升级优化既有的海外业务，各行各业都展现出浓厚的参与热情，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业务已超越产品输出和工程承包的阶段，提供包括装备、设计、标准、建设、运营、管理在内的综合解决方案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即便由政府主导达成的项目，也遵循市场运行规则，而绝非不计成本地对外撒钱或“赔本赚吆喝”。

　　五是中央与地方的结合。除了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各个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也将“一带一路”列入核心工作，并推出对接方案。各省区市大体围绕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产业投资、资源能源、金融合作、环境保护、海上合作与人文交流等方面展开部署。很多地方政府参与积极性高涨，将之视为新一轮的政策红利，推出了大规模的项目计划。而为了防止出现一哄而上、同质化竞争的问题，中央层面也及时加强了指导和协调，强调突出重点地区，明确各省区市的定位，发挥各地比较优势。

　　世界各地的人切实获益

　　“一带一路”建设所蕴含的机遇是全方位的，为企业和普通人提供了巨大的发展舞台。

　　在新疆吐鲁番种植水果的农民，在重庆组装笔记本电脑的工人，在福建自贸区从事人民币跨境业务的银行职员，在上海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在哈萨克斯坦“双西公路”沿线开店的餐馆老板，在巴基斯坦山区饱受停电之苦的小学生，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集装箱码头工作的吊车司机，在缅甸马德岛参与中缅原油码头建设的青岛港员工，在印尼承建雅万高铁的两国工人，在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上班的纺织女工，在俄罗斯使用阿里巴巴“速卖通”平台网购的大学生，在西班牙马德里从事中欧贸易的商人，在英国参与欣克利角核电站建设的中法两国工程师……他们的学习、工作与生活都因“一带一路”而受益或改变。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它的前景抱以更大的期待。

　　但与此同时，作为一项地理覆盖范围空前广泛的超大型洲际经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沿线的地缘政治关系和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各国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差异巨大，国内风险、跨境威胁和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实施难度前所未有。

　　特别是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而言，它涉及的国家众多，受领土、民族、宗教等影响远大于海上丝绸之路，相应合作成本和内外风险也更为显著。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经常因为征服、战乱、冲突而阻断。在欧亚大陆国家间大规模战争可能性大大降低的今天，国际化运作的“三股势力”不仅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稳定、中国企业与公民的海外权益造成直接威胁，也给中亚、西亚、北非的地区秩序带来冲击，并有向东南亚、欧洲蔓延的趋势。

　　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理性看待“一带一路”正在或潜在面临的风险，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抱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一方面，要避免过于浪漫主义的期待，注意量力而行和循序渐进，不在安全风险过高的地区消耗过多战略资源；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陷入到失败主义的情绪中，将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所有挑战都笼统地与“一带一路”挂钩，或因一时一地的挫折而转向对“一带一路”的否定。

　　上海可以有所作为体现亮点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的事业，但关键仍然是办好中国自己的事，仍然取决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能否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撑。相应来说，只有使国内企业和民众从“一带一路”建设中切实获益，才能获得持续的国内支持。

　　地方政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推动者和实施者。上海位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之处，具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四个中心”、科创中心、自贸试验区建设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存在高度的协同性。上海应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层次、多渠道的金融合作、经贸投资、科技创新、人文交流和互联互通合作网络。

　　相较于其他省区市，上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真正的突破方向不在于具体项目（尽管它是重要推进抓手），而是搭建高端合作平台，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全面提升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这是上海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也是能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所作为、体现亮点的关键。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构建全方位开放格局、迈向全球大国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是一项长期、艰巨、光荣的宏大事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带一路”建设是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要找准突破口，以点带面、串点成线，步步为营，久久为功。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