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不断“试错”与“渐进”过程中，经历了由计划向市场的有效制度变迁。从一个停滞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从企业到市场、从农业到工商业都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兴经济体，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所释放的经济动力与活力，正是这一“增长奇迹”背后的密钥。

　　着眼当下，进入“深水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多方面遭遇阻力。如何协调“自下而上”的市场机制与“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是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破除改革梗阻的必然要求。放眼未来，政府职能转型与体制机制创新，可以为由市场主体推动的深化改革提供空间及动力。由此看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是贯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历史—现在—未来”全过程的主线和要义所在。

　　经济体制改革

　　存在两条线索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演进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这里面，市场力量的觉醒和扩大、政府干预的不断收缩，正是演进的根本动因。

　　第一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前，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进行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逐步建立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直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逐渐实现对政府完全主导、全面干预的摒弃。

　　第二阶段，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建立，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全面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体制为间接调控，建设开放性经济格局，为市场配置资源构筑平台。

　　第三阶段，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在微观领域，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在中观领域，进一步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不断完善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在宏观领域，逐步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了基本齐备的规则和框架。

　　但也要看到，上一轮改革在充分展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之时，也遭遇了阶段性障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存在两条线索：一条是从市场力量导出的“自下而上”的利益扩散机制；另一条是从政府力量导出的“自上而下”的举国体制。前者使得渐进式改革在局部获取的成功，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争取到更多的公众参与。通过类似技术扩散效应的传播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受益公众成为改革的推动力。后者则在改革的总体方向上加以把握，动员和调配全国之力，集中攻坚或对外部冲击作出迅速反应。

　　改革初期，由于一致利益的获取相对比较容易，两种机制的结合使得作为改革主体的政府获得广泛社会支持，并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加快利益扩散，从而形成特有的制度优势。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利益团体分化使得“自下而上”的利益扩散机制受到梗阻。同时，举国体制也存在被利益集团俘虏的可能，从而将付出巨大的决策失误代价。这时，改革在国资国企、宏观调控、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等领域相继出现瓶颈，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分化、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等一系列问题相伴产生，将改革推向深水区。

　　追求互补互利

　　新型政市关系

　　改革难题的解决需要正本清源。归根结底，仍在于未能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原因有三：一是金融危机使政府过度信奉与依赖“自上而下”的举国体制，“国进民退”与过度控制干预导致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变得浑浊不清；二是改革开始触及既得利益团体和改革者本身的利益，“自下而上”的市场利益扩散机制被人为受阻削弱；三是沉醉于功劳簿致一些官员进一步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减弱，权力意识膨胀。

　　这些因素叠加，令改革步骤放缓。新形势下，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出发，有必要进一步协调好尚存扭曲的政府与市场权责关系，即在划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自领域内的作用。

　　政府方面，必须在有限目标约束下，尽可能地减少对微观市场运行的行政性干预，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转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环境治理、法治保护、社会服务等具有外部性的公共领域，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部委之间财权事权关系。

　　市场方面，需要最大效率地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对财富增长及财富权力的正当追求，并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宏观调控、法制建设等效果予以及时准确的反馈，助力服务型政府建设。同时，要超越政府与市场是替代关系的传统“二元对立”视角，追求互补互利的新型政市关系。

　　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优化这一核心，微观层面上，应探索具有充分自主权利的市场主体，以及能够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价格体系；中观层面上，应探索各类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以及不断衍生出来的产权市场组成的现代市场体系；　宏观层面上，应运用既能熨平短期波动、又能促进长期增长的丰富多样的政府调控手段。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是微观中观宏观相结合、政府与市场相补充的系统性理论体系。但实践经验的现状是，微观层面市场主体地位确立取得长足进展，价格体系特别是要素价格体系扭曲问题却未能得到根本改观；中观层面的市场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宏观层面的短期调控手段娴熟，但缺乏长期调控的机制化建设。诸多矛盾与问题几乎都与政府—市场关系的扭曲有关，其中既有政府管理过宽、过多的问题，又有政府管得过松与遗漏的问题。

　　解决深化改革

　　四大方面问题

　　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问题，新常态经济发展与深化改革的实践提出了四方面的问题：

　　在规范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方面，如何走出宏观政策的两难选择？既要采取稳健灵活的短期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又要把注意力放到发展方式转型等长期问题。为此，需要在宏观调控政策制定时，将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长短期目标的冲突权衡、短期政策手段引导长期政策目标的效果等，置于统一的一般均衡框架。

　　在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方面，如何建立发挥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新思路？这便要求寻找真正实现政府与资本、政府与企业在微观市场领域内职能分离的可操作性路径，而不能仅停留于国企市场化独立运营和法人治理结构调整等口号。

　　在优化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如何健全公共服务均等化意义上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这涉及不同区域之间自然禀赋差异的考量。其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妥善处理，平衡资源合理开发和保护的地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设计，有利于解决财税协调机制完善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如何大力倡导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与支持的虚拟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资本要素价格的扭曲问题。中国经济运行长期以来依靠投资驱动的事实，与资金的使用成本过低和利率扭曲有关。反映到现在，便出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经济空心化”等值得警惕的现象。这就对遵循边际收益最大化法则、推进资本要素市场改革与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