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张 雁
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卓元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常修泽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张占斌
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吹响了改革开放新的进军号,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改革始终在路上,如何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改革进程中需要时时思考并不断总结的问题,为此,本刊特邀请张卓元、常修泽、迟福林、张占斌四位专家就这一内容展开了对话。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主持人: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强调“正确、准确、有序、协调”推进改革。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全面改革”?近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哪些突出成就?
张卓元
张卓元: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30多年渐进式改革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除经济体制改革外,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日显重要和迫切,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改革的目标更高更全面。其次,虽然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但更强调要全面推进。再次,全面深化改革是1978年从农村改革起步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逐步建成富强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近几年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坚强有力的领导和推动下,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我所熟悉的经济领域相关的改革就取得了不少成绩。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展明显,三年多来国务院部门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18项,占原有审批事项的36%,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再比如,农村改革继续深化,从两权分离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分离,发展为三权分离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分离,发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此外,商事制度改革激发了巿场活力,微观市场主体快速增长,大大缓解了经济增速下行带来的就业压力。深化价格改革也取得了新进展,截至2015年底,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形成,一些重要领域如电力、成品油、天然气、铁路运输等领域的价格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金融体制改革亦有新的突破,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已基本实现,汇率市场化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正在逐步推进。对外开放也有新进展,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定位为国家战略,中国正在迈向开放型经济新时代。
迟福林
迟福林:我认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发展阶段发生重大跨越,改革的任务凸显“全面”。我国已从以满足人自身生存需要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到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改革的重大任务不仅集中在经济领域,而且集中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任务更加全面。
第二,我国经济转型正处于关键时期,转型升级更加依赖于全面改革的突破。未来五年是我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工业转型升级、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的城镇化转型升级、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转型直接依赖于改革的突破,这形成了全面改革的现实需求。
第三,新阶段全面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化,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比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目标更加全面,涉及领域更多,是一场新的改革大考。考得好,我国就将走上公平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几年来,我国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政治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四个全面”稳步推进。比如,在经济领域,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加快推进;在社会领域,反贫困、公共服务等力度不断加大;在行政领域,简政放权取得重要进展。这些改革都为公平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张占斌
张占斌:全面深化改革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具有突破性和先导性的关键环节,是中国共产党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主动的改革、自觉的改革,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我国发展到今天,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发展是全面的,改革就是全面的。
相比之前的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重视统筹。改革不是单个领域体制的调整和修补,而是各方面体制与制度的创新,是全方位的改革。二是重视系统。改革不是某个领域体制改革的单向推进,而是各领域、各层次的系统推进。三是重视集成。改革不是止步于改革体制机制,而是要着眼于制度聚合与集成,形成总体性的制度成果和制度文明。
近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改革创造出来的红利显著地弥补了不利因素带来的损失。一是在改革的整体战略布局上获得重大突破,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任务、重大举措;二是在政府权力的约束和规范上获得重大进展;三是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常修泽
常修泽:几位同志谈到改革的成就,我是赞同的,改革不易,改革取得成绩更为不易。我想补充说明一点:前一阶段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仅就我比较熟悉的经济体制而言,根据个人的实际调查和研究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在曲折中展开的,有进展,亦有不足,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的领域和环节,“攻坚”之战可以说打得比较艰苦,经济领域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瓶颈”依然存在。例如,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经济改革尚未到位,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仍然较为滞后。
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关键在于坚持改革不动摇
主持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体现在哪里?如何维护好这一制度优势?
张卓元:我们的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迅速起飞,创造了让世界震惊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2009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沿着这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道路走下去,我们定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建国一百周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能够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上。就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来说,一方面,这一制度以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为目标;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发挥了市场经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效率的作用。为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公有制着力于适应市场经济,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形式实现同市场经济的结合;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要着重适应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努力防止私有制市场经济通常会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也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更好发挥政府调控经济的作用,两者不可偏废。
迟福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注重弥补结构性短板。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一个鲜明的特点是“补制度短板”,哪个领域制度不适应发展的需求,就重点改革哪个领域的制度。这个注重全面性的制度完善方式,使得制度具有可改革性和可完善性,不至于形成僵化的体制。第二,制度设计上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不回避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能够提出问题并且部署结构性改革,是我们现行最突出的优势所在。第三,有一个改革的顶层协调和统筹推进机制,以实现结构性改革的突破,推进结构优化。因此,从制度角度看,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于,不回避制度短板,不回避结构性矛盾,注重结构性改革,通过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不断适应发展环境的变化。
要保持这个制度优势,关键在于坚持改革不动摇。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不可能不面临这样那样的挑战和问题,关键在于要有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改革、不断完善。只要有改革的意识,有开放心态,有打破利益掣肘的决心和勇气,我们的制度优势就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张占斌:我国的制度优势,一是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基本经济制度适应了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三是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四是有利于人民当家做主,形成共识,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中各种挑战和风险;五是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不断培育生长点、释放生命力、展示优越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始终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明确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尤其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常修泽:对于我们的制度优势,我认为,不应用凝滞、僵化的观点来看待,而应用运动、变革的观点来审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变革的社会,其不断变革,尽管有外在因素起作用,但就决定因素而言,是指这种制度内在的属性、内在的力量,是制度自身的一种优势。总的来看,不断改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优势之一。
主持人: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自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改革进行到今天,我们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又面临着哪些新问题?我们离成熟定型的制度目标还有多远?
常修泽:关于小平同志讲的“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0多年来流行的解释大都锁定在“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但从小平同志紧接着说的“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就是要有创造性”来看,我认为“各方面”应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而且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和资源环境体制。从大的历史观来观察,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改革进入寻求建立“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新阶段。新阶段的改革虽林林总总,但五个方面的改革目标是明确的,可以说都瞄准了各自的“靶心”:经济体制改革瞄准“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瞄准“民主政治”,社会体制改革瞄准“和谐社会”,文化体制改革瞄准“先进文化”,生态环境制度改革瞄准“生态文明”。
迟福林: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总体部署。从改革的实际进展看,有些领域改革进展较快,并有实质性突破。仅在经济领域,我们加快推进了市场化改革,使不少领域的市场经济制度趋于成熟。但有些领域的改革滞后,甚至出现了改革“打滑、空转”的现象。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也大大增加。比如,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金融监管制度还需要加快完善,政府监管转型还亟需取得重大突破等。但这些问题都是中国转型进程中遇到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坚定改革方向不动摇。这就要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要求,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形成共同改革的行动,创造良好的改革氛围。只要能够突破利益掣肘,未来几年实现制度定型的基本目标是很有可能的。
张占斌:我们已经解决了这样一些问题:一是非公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制度基本确立,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基本建立,初步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框架;二是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农村土地制度进一步完善;三是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四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持续加强,有效提升了政府的管理服务能力;五是劳动就业体制进一步优化,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收入分配结构逐步优化;六是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金融监管机制逐步建立起来。
未来继续推进全面改革,还面临以下问题:一是还未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信用制度和法治建设步伐迟缓;二是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不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改革进展较慢;三是市场在一些领域和行业中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难以发挥;四是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管理服务红利难以释放,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政策的“获得感”不明显;五是收入分配差距没有显著缩小,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供给不足;六是金融领域存在金融服务严重脱离实体经济、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融资模式以间接为主,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迟缓。
虽然面临上述困难和问题,但根据现在制度建设推进的步伐、节奏,以及邓小平同志的科学预测,我认为到2020年是能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定型目标的。
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主持人: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成熟定型的社会制度既应该坚持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也应该是能够实现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哪些原则?并在哪些方面与时俱进?
迟福林:判断制度定型的基本原则,我认为有三点:
首先是以人为本,把人的发展放在首要位置。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都要惠及所有人。
其次是制度要有弹性,要有可改革的空间。没有哪项制度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不成熟的制度主要表现在制度僵化,无法改革;成熟的制度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而是可以根据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与调整。
最后是真正全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制度定型不是只强调某一方面的力量,而是要通过利益相容、激励相容,把所有的建设力量都调动起来,形成“劲往一处使”的格局。即便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与问题,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都能够有效应对。
因此,制度成熟与定型,不是说制度完美无缺,而是制度体系能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推进相关的制度变革。
张占斌:我理解,首先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完善的制度应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共同富裕原则、社会和谐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等。同时,应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把握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与“变”的辩证统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底线不含糊,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一是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二是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三是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四是必须依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减少发展中的风险和挑战,通过高度的制度自信推进可持续发展。
常修泽: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中国建立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思维或原则,我提出几条,与诸位讨论:
第一,把人的发展作为建立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这一考虑,在制度安排上应着力于建立无愧于人自身发展的新体制,从制度上要有“补短板”的意识;应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改革中要有人文关怀。
第二,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
第三,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任何一个成熟定型的社会制度,都绕不过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新阶段的改革必须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沉浸在市场万能的迷思之中,在市场失灵领域发挥政府的应有作用。
第四,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防止单打一或顾此失彼。要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寻求每一项体制的包容性。
主持人: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张占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依靠党带领人民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必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要“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改革时间表和战略部署,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统筹配套;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进方向,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不断构建新的法律法规体系,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唯有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培育生长点、释放生命力、彰显优越性,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张卓元:我补充一点。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这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主要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涉及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和国企改革等问题。比如,在降成本方面,深化财税改革就很重要。政府已确定今年采取三项举措,一是全面实施营改增;二是取消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水利建设基金等免征范围;三是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
迟福林: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没有制度的不断改革与完善,我国现行国家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很难得到有效处理,治理能力也无法得到有效改善。
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出发,下一阶段深化改革,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要取得重大突破:第一,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以打破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为重点,实现服务业市场开放;第二,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镇化结构变革,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第三,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二次开放”,对外开放的重点应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动外贸结构转型,推动多边、双边自由贸易进程;第四,以监管转型为重点深化政府改革,尽快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监管体系;第五,完善共享社会的体制保障,关键是提升财税体制的公共性,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1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