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国家统计局2021年1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00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GDP破百万亿元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体现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指的是一国的生产者在一定时期（一年）创造的增加值总和（不包括重复计算）。GDP产生出来之后，要在国民经济内进行分配，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等环节，所有对GDP作出贡献的生产要素，按照市场贡献分配到相应的收入，这些收入加总，即按收入法统计的GDP。GDP经过分配后，形成人们的最终收入，获得收入者通过市场实现购买使用，包括投资支出、消费支出、各机构部门以及国外对国民经济发生的最终支出总和，就是按支出法统计的GDP。原则上，按收入法统计的GDP与按支出法统计的GDP应当相等，即在市场均衡条件下，GDP是在总需求等于总供给条件下的国内生产总值。从支出方面看，GDP即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从收入方面看，GDP即总供给，包括劳动者报酬和剩余。GDP不仅是重要的经济指标，更重要的它还是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般意义上的国民收入核算和投入产出分析、资金流量分析、国际收支平衡分析、资产负债分析等结合为一个完整的账户体系，在这一体系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因此，GDP是一国经济的总体反映，GDP的总量是国民经济水平的基本反映，人均GDP的水平更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我国2020年GDP总量在经济发展史上首次突破百万亿元。这具有重要时代标志性意义，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经济体现。

　　从经济增长速度看。2020年，我国GDP总量破百万亿元，是我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累积的结果。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GDP总量按照可比价格计，比1978年提高了近40倍。这种持续高速的增长不仅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而且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创造了持续高速增长的记录，远远超出上世纪50—70年代日本经济创造的持续20年的高速增长期（神武景气）和上世纪60—90年代韩国经济创造的持续30年之久的高速增长（汉江奇迹），创造了发展中国家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

　　从增长的稳定性上看。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在世界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长期低迷的状态下，中国经济能在2019年GDP总量已超过99万亿元的基础上，再增长2.3%，破百万亿元，成为世界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抗击打能力较强，宏观经济反周期能力突出。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先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中国经济均是首先摆脱危机影响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经济体。

　　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上看。GDP过百万亿元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1978年，中国GDP总量占当时全球GDP的1.8%，列世界第11位；2020年，101.6万亿元人民币按汇率法折算美元为15万亿左右，占全球GDP比重为17%左右。事实上，自2010年起，中国GDP总量折算为美元（按汇率法）就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不断缩小着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之间的差距。1978年，我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3%；2012年时，大体相当于美国的54%左右；2017年，大体相当于美国的63%左右；2020年，达到美国的70%左右。

　　在GDP总量过百万亿元条件下，人均GDP水平获得阶段性提升。经济增长2.3%，总量达到101.6万亿元，在现有人口条件下，意味着人均GDP水平从2019年的10041美元上升至1.1万美元以上，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世界人均GDP水平1.1万美元)，表明以人均GDP水平为标志的经济发展水平又有所上升，更加接近当代高收入发展阶段的起点水平。我国1978年人均GDP200多美元，属于当时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96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189位)；到1998年，达到世界银行划分的下中等收入阶段的起点(温饱水平)；到2010年，达到世界银行划分的上中等收入起点阶段水平(小康状态)；到2020年，虽未达到高收入阶段水平(起点线为1986年美元计的人均0.6万美元，折算到2019年为1.23万多美元)，但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1.1万美元)，为“十四五”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稳健进入高收入阶段（超过高收入起点线水平20%—30%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

　　GDP过百万亿元本身意味着中国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支出总规模达到新水平。GDP从支出角度看，即从最终用途上可分解为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GDP总规模越过百万亿元大台阶，表明我国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达到了新的规模。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超过50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表明我国内需规模水平的扩张，也表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备客观经济发展基础。

　　总之，GDP总量达到百万亿元以上的规模，是我国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的重要体现，包括经济规模、生产能力、市场需求规模以及各级政府财政调控能力等等，也是我国国际经济影响力上升的重要经济基础，包括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等等。

　　GDP破百万亿元意味着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GDP破百万亿元，人均GDP水平逾1.1万美元，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意味着“基数效应”有可能日益突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渐放缓，依靠高速增长支撑的国民经济运行将面临日益增强的“下行”压力。GDP过百万亿元的基数上若增长1%，便是1万多亿元，若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推动，依然依靠原有动能，伴随基数规模的扩张，推动力必然逐渐减弱。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现在增长7%左右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集聚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事实上，尽管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GDP年均增长率在9.4%左右，但伴随经济规模的扩大，自2010年至2020年的时间里，平均增长率是低于7.2%的（若达到7.2%，则2020年GDP总量应达到2010年的200%，即翻一番，事实上2020年对比2010年只相当其197%）。而自2015年以来，年均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7%以下，直至2019年的6.1%。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下降至2.3%。其实，即使没有疫情冲击，2020年经济增长率也很可能降至6%以下。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达到新水平，一个突出特征便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有新特点，首先就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三期叠加”，首当其冲的便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伴随实现全面小康目标胜利在望，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GDP总量超百万亿元，增长速度放缓的“基数效应”很可能进一步强化。据预测，若其他条件不变，2020-2035年15年间中国长期平均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降至3.8%—4.4%左右，而要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GDP总量或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按不变价格）要比2020年翻一番，为此，年均经济增长率要达到4.8%以上。显然，经济发展面临的“下行”压力不是短期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否则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意味着“大国效应”越来越鲜明。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发生深刻变化，从1.8%上升至17%左右。因此，无论是就国内经济还是就国际经济条件变化而言，均要求推动经济朝着“大国经济均衡”方向发展。“大国经济均衡”不同于小国经济的重要之处，在于其“基本内向型”特征。“基本内向型经济”并非指封闭型经济，而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大国经济的投入和产出两个基本方面均主要依靠国内经济循环来实现，比如通常所说的两个80%以上，即80%以上的投入和80%以上的产出依靠国内市场循环。中国经济GDP过百万亿元，近年来占全球经济存量17%左右，年增量30%以上。2020年，更是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一方面，我们有能力把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的大循环建立在国内市场基础上，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也不可能成为如此巨大的经济体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尤其是2020年以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进入负增长，世界市场对于中国经济虽不可或缺，但长期看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动能。2020年，虽然出口增幅较大，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呈正方向，但在结构上主要是防疫用品及相关产品，原因在于中国防疫控制有效，复工复产较早，而国外疫情仍在蔓延，防疫急需产品生产的产业链仍未修复，伴随疫苗的使用和疫情放缓，这种出口格局极可能改变。

　　我国以往经济发展规模相对较小，处于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上。我国有生产要素成本绝对或相对低廉的竞争优势，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世界市场规模急剧扩张，我国抓住这一重要机遇期，开始改革开放。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初级产品，利用我国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加工、再加工之后，向发达国家出口，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推动制造业体系建设，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之间，形成“双环流”，即所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我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的年份，相应的都有20%以上的出口需求增长率的支持。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净出口占GDP近10%，而到2019年，只占不到1%。显然，以往的发展格局已不可持续，需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在逆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条件下，这种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新发展优势的培育更具紧迫性。

　　伴随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短板效应”更加凸显，关键的短板在于创新力不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在经济规模较小、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经济增长是可行的。从要素角度看，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生态环境承载力等方面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既充裕又低廉，有充分的供给能力和显著的竞争优势；从市场角度看，经济落后甚至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再加上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市场的扩大，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多少，甚至很多方面存在“羊群效应”。在这种供给和需求环境下，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为主，拉动经济粗放式地高速度增长，是具备经济条件的。但在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发展进入新阶段之后，这种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种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日益突出，而且基于中国国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以现有发达水平人口消耗资源的方式来生产生活，那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

　　但是，经济发展创新力不足之所以成为关键短板，不仅因为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断点、受制于人的“卡脖子”痛点等能否畅通，均在于创新力的提升，还在于创新力提高本身也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突出“难点”。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总体技术水平落后的条件下，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需要可以是“模仿”，风险小成本低，且不会面临更多的竞争排斥。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发展主要靠引进上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是利用国外技术，早期是二手技术，后期是同步技术。如果现在仍采用这种思路，不仅差距会越拉越大，还将被长期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因为“老是在产业链条的低端打拼，老是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摸爬，总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占领不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销售这两端，不会有根本出路”。所以，经济发展新阶段要求真正能克服短板的科技创新，主要是核心技术创新。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所谓核心技术包括：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显然，核心技术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其不可能被模仿，而只能依靠自主创新。

　　总之，我国GDP达到百万亿元以上巨大规模，经济发展进入由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期，相对于以往发展至少形成“基数效应”带来的增长动能减弱及经济“下行”挑战，“大国效应”带来的经济转型及发展格局的挑战，“短板效应”带来的经济发展与安全及创新驱动的挑战。

　　GDP破百万亿元后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更为迫切的要求

　　如何应对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面临的一系列新挑战？这就要在科学地认识经济发展历史规律、把握经济发展新阶段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在实践上有效应对这一系列历史性挑战。

　　必须树立新发展理念，引导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开放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的问题，共享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新发展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经验和发展大势基础上形成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从依靠规模扩张为主带动经济高速度增长，向依靠效率提升为主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体现新发展理念，使发展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为内生特点，绿色为普遍形态，开放为必由之路，共享为根本目的。显然，一方面，新发展理念要求根本改变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事实上，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发展目标和约束条件均发生系统性和根本性变化，不可能也不需要再以高速增长为基本方略的发展。诸如10年翻一番，甚至更快，尽管这种翻番式增长方略对于摆脱贫困时期的中国经济而言，既有必要性——迅速摆脱贫困，也有可行性——从上世纪80年代初直到2010年之前，每10年翻一番的目标均提前实现了。另一方面，以GDP为核心指标的高速增长的局限性也更加显露，特别是GDP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更加亟待克服。比如，GDP核算的是以年度为期限的经济活动，因而具有短期性，跨年度的经济活动，尤其是长期经济发展难以在GDP核算中得到体现，进而引导经济行为目标短期化，忽视长期发展和国力积累；又比如，GDP核算的是经济数量，反映经济规模，但并不直接体现经济质量，进而引导经济追求量的增长，忽视质量提升，使国民经济竞争力下降，虚胖臃肿；再比如，GDP核算体系包括的是经过市场机制交易的经济活动，许多现代经济生活中难以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的资源很难体现，特别是生态环境资源，尽管各国都在探讨绿色GDP的核算，但到目前还难以运用到GDP核算实践，因而以GDP为核心进行经济核算，容易忽视生态环境成本。

　　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实现机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我国经济发展闯过关口的迫切要求和实现发展的国家战略，关键就在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桥梁和路径。也就是说，理念虽然重要，但必须贯彻于实践。如何落实于实践？这就需要有实现机制，这个机制便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具体包括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和经济运行体系等七个方面。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目标，同时，明确了时间表，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必须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怎样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系统论述并部署了新发展格局，即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党统筹“两个大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要求，是面对国内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做出的重大战略安排。新发展格局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即畅通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推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适配性和均衡性，形成供求良性互动的健康发展为主题；以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新发展理念为战略目标；以创新引领作为战略支撑，即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即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为战略前提，即以“一带一路”新型开放作为必由之路；以新的区域性增长极的培育作为战略突破，即以改革开放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率先成长并形成可复制的经验；以稳中求进作为战略方针（工作总基调），即以稳增长（六稳、六保），为“进”创造时间窗口和社会经济环境，以贯彻新的“四个全面”，推动制度创新，为“稳”奠定制度和发展基础。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