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些重要会议、重要场合多次强调：“要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情和国情的深刻把握。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个“大变局”，我们应深刻思考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而认清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发展机遇。

　　一、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纵观百余年来，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国家间政治经济联系达到百年未有之紧密。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气候变化、文明冲突、全球治理、贸易规则、恐怖主义等全球性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使得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单独应对。以经济问题为例，一百年前，商品和货物贸易是主流，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宗主国与其殖民地之间。如今，服务贸易和产品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主流，南南贸易、南北贸易齐头并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互为投资对象，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实现所有商品的生产制造并占据全球价值链的所有环节。自由贸易使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球贸易的80%由全球价值链贡献。企业间、国家间的紧密联系和彼此依赖达到唇亡齿寒的程度。

　　2.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南北国家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许多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一百年前尚没有实现民族独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宗主国─殖民地体系牢牢把控全球生产、贸易和资源供给，“南方”国家完全处于受剥削、压迫和控制的从属地位，仅欧洲就掌控了接近2/3的全球贸易以及超过2/3的全球投资。“二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瓦解，广大亚非拉国家摆脱了身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掠夺奴役状态，实现了政治、经济独立和国家自主发展。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占全球经济比重显著提升，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4%由发展中国家贡献。根据2018年7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数据：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按汇率法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如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10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2018年12月发表的《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报告中预测，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3.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全球治理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近现代以来的世界发展进程中，西方国家一直掌握着全球治理的主导权，包括联合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政治、经济组织以及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金融体系，都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的。进入21世纪以后，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推动下，这种状态发生了变化。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0月l2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伴随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地位上升，涵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G20（二十国集团）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作用日益突出，已经代替此前的西方七国集团（G7）峰会，二十国集团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该集团的GDP占全球经济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治理机制之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由西方国家主导向西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共治转变。世界政治舞台出现了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性国际机制，例如，金砖国家集团、上海合作组织等，对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正在产生重大影响。

　　4.国际关系内涵发生深刻变化。首先，非国家行为体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能够影响国际事务的行为体不再限于传统主权国家。在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除150多个国家领导人出席外，各类经济和金融利益集团，地区、城市、非政府组织、宗教和精神领袖等纷纷建言献策，所提方案得到认可和采纳，这和一百年前国际会议召开时只有代表国家的参会者截然不同。其次，国际规范的规制作用增大。当今世界有5万多个国际组织，形成了覆盖范围极大的规则、决议和标准，想走进国际社会的国家，必须遵循相关法律和条例。国际规范如无数条标尺，无时无刻不在度量国家行为。相比而言，1918年前后国际组织寥寥无几，只有美洲国家组织（1889年成立）和国际联盟（1920年成立）等具有一定影响力。当今世界，国际法的制定除了政治家的参与外，还有像马拉拉、姚明、贝克汉姆等来自各行各业的参与者。

　　5.普通民众思想达到百年未有之解放。一百年前，传播媒介匮乏、跨文化交流受限、社会发展模式单一、科学和理论普及程度较低等因素，制约了普通民众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认知水平。如今，世界各国发展的丰富实践，为人类提高认识水平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高等教育普及、数字技术发展、新闻传媒工具日新月异、知识获取效率提升、信息获取成本降低，普通民众愈加思想解放。多数国家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积极性前所未有提高，政治参与和表达方式前所未有多样化。与此同时，思想碰撞也日趋激烈，各种思潮在国家间广泛传播，社会和政治不稳定风险迅速积聚，大幅增加了政治运转、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的复杂度和难度。

　　二、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中国在过去百余年间同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今天，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三个前所未有”科学论断清晰地刻画了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

　　1.中国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百年未有。以2018年经济总量为例，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6.7%，是美国的66.3%，相当于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总和的1.72倍。近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年均30%以上。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捷报频传。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还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和能源资源产品的主要进口国，同时也是最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

　　2.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正在迎头赶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2017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多次提及科技革命和科技创新，强调我们正迎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增长动能将被科技深刻改变。在18世纪蒸汽机和机械革命与19世纪电力和运输革命中，中国没有参与；在20世纪电子和信息革命中，中国部分参与；在目前正酝酿的以人工智能、物联网、能源互联网、生命创制等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上，中国正在“弯道超车”。百年来，中国首次处在科技创新的风口浪尖。

　　3.中国已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积极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不仅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入资金，向面临困难的国家伸出援手，还以自己坚实稳定的增长，与新兴市场国家一道支撑起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首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2018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些理念表明，中国的发展强大和民族复兴与世界的发展与和平紧密相连，中国愿意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日益增大，中国对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和议题引领体现了大国担当，承担了应有的国际责任。例如，在安全领域，中国在解决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上展现出的责任意识有目共睹，在稳定地区形势、降低安全风险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此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抗击埃博拉病毒、全球气候治理、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中国都展现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愿意为国际社会承担更大责任的积极形象。

　　三、认清大变局之“变”，关键是为了“我们怎么办”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201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由此可见，认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点在深刻认识“世界怎么了”，落脚点应该在“我们怎么办”。

　　1.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一方面，继续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如“一带一路”倡议、丝路基金、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等，树立大国担当； 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现实问题需要，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变革。当前，国家间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使主要大国爆发全局性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各国进行政策沟通和合作的必要性大为增强，这为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维持提供了重要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持战略机遇期，就是要继续加深和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广泛交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通过有意识的改革和完善国际规则，主动构建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仅积极提供公共产品，而且以身作则，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从“一带一路”峰会到金砖峰会，从博鳌论坛到达沃斯论坛，从二十国集团峰会到APEC峰会，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对中国积极扩大开放的举措和维护自由贸易的决心赞赏不已，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朋友圈”前所未有的强大。中国所开展的一系列首脑外交和主场外交活动，成为实现自身发展、承当国际责任、分享治理理念的重要国际舞台。

　　2.推动实施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中国而言，关系到能否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这些，都要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取决于生产力和技术创新。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出台各种各样的科技发展战略，竞相争夺科技制高点，如德国的工业4.0以及“国家工业战略2030”，日本的“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美国的“未来工业发展计划”等等，中国能否在新科技革命的激烈竞争中勇立潮头，取决于科技发展战略能否顺利实施、科技创新制度是否完善、科技人员培养体系是否科学。走创新发展之路，科技战略、创新制度、人才体系缺一不可。

　　3.倡导“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发展战略竞争。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向全世界证明了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可以复制，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开出的所谓普世“药方”只能是一厢情愿。与“华盛顿共识”的僵硬、教条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所倡导的以体制创新、大胆实践、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等为特点的发展理念，更加开放和多元。这是阻断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粹主义等的有效办法。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都根据自身对地区和世界发展态势的理解，提出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对外战略，包括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印度的“东方行动”计划，美国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还有美日澳印共同提出的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印太战略。这些战略代表着各个国家对自身、对未来以及对其他国家的认知，是各国国家利益和经济、政治、军事目标的集中体现。对此，我们应加强针对性调研，探索与相关发展战略合作的可能性。

　　4.将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人口优势，作为化解国内外各种风险的有效防线，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美国当前的霸主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其仍是世界上最大进口市场和产品消费国。2018年，在世界GDP增长接近3%的情况下，全球货物出口占总产出的比例降到了22.5%。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主要原因是中国等新兴国家日益扩大的市场消化了自身的产出，预计未来5年，中国进口额可能超过美国，世界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转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扩大进口和开放，一方面契合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市场实力，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人口优势是二者有机结合的基础。当前，我们要把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研究清楚，利用好、规划好这个优势。

　　总之，大变局在带来大变数的同时，也带来了大机遇。大变局之中，既有乱局之扰、困局之难，也是布局之时、破局之机。只有深刻把握时代发展变化的趋势以及中外各国的发展优势、劣势，才能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窥见百年未有之大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的：“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要具备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既要有风险忧患意识，又要有历史机遇意识，努力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

　　（作者：王俊生 秦升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