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全体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观、价值观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反映了发展是第一要务，一切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快速发展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

　　●“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正是从中国的历史的现实的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大政方针和各项切实可行的举措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可以说是治国理政的大系统，其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图”。 在理论上，“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我们认为，凡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的东西，都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求，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四个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回答了我国现阶段改革发展的基本问题，立意高远，内容丰富，思想深刻，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出发点和归宿

　　为了谁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的首要问题。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他还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深刻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个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运动。”这说明了伟大的群众运动对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列宁说得好：“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全体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观、价值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希望出发，实现人民群众都达到小康水平。包括改变城乡二元制结构，实现城市中一亿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的城镇落户问题；包括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异地搬迁和社保救助，解决七千万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包括对中西部的开发支持，解决东部与中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等等，使全国各地区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梦就是全国人民幸福的梦，使全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体现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发展中轴线原理。他指出:“我们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你画出曲线的中轴线，你就会发现，你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这条中轴线就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最终决定着社会的更替。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反映了发展是第一要务，一切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快速发展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例如，党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就是促进我国发展的重大举措。创新发展主要是指培育发展新动力，扩展发展新空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产业新体系、新体制。协调发展，主要是推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主要是指人与自然共生，建设主体功能区，加大环保治理。开放发展，主要是实施合作共赢的外交战略。共享发展，主要是发展为了增加人民福利。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到我国发展全局的深刻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邓小平说过：“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础上的。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所谓中国实际是个多层次、多视角的概念。从中华民族历史看，中国具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从中国近代历史看，中国有反抗侵略的优秀传统和革命经验。从现实国情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和丰富经验，同时也面临诸多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国际上也面临着诸多复杂多变的新形势。“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正是从中国的历史的现实的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大政方针和各项切实可行的举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这一唯物辩证法的“精髓”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毛泽东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提到矛盾问题“精髓”的高度。他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一理论运用到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说的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种结合的程度和结合的好坏，决定了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成败。

　　“四个全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指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即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运动，形成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规律。不论社会主义遇上怎样曲折，无论资本主义发生怎样的新情况新变化，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还包括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四个全面”正是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并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新局面。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合力论”思想

　　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边界和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后来他又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体现了这种相互联系的“合力论”思想。习近平同志指出：“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一条基本经验。”这三者之间的互为前提、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就是相互联系的“合力论”的重要体现。在这里，党的领导是前提，人民当家作主是核心，依法治国是保障。党的领导必须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而不能代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必须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法治化，而不能妨碍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再如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必须各方形成“合力”。首先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党的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守法，支持执法司法。行政部门必须依法行政，落实行政责任制，建立责任违法追究制。司法部门必须做到公正廉洁，以公开透明为特色，以信息为支撑。只有这些部门的相互配合，密切合作，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体现了系统论思想

　　系统理论的方法是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认知科学通用的科学方法。什么是系统理论？恩格斯下了一个经典式定义，他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里所说的集合体就是“系统”。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把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称为系统，即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基于组成部分结合成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从属的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可以说是治国理政的大系统，其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每个子系统又可包括基于小系统。例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大建设。例如依法治国的要求，可分为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阳光政府等。建设法治政府又可包括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督等多项内容。这些层层深入系统解析，有利于推动“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实施和贯彻执行。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原主任、教授徐鸿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