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沐浴中央与地方劲推智库建设的多重利好，契合中国对智库产品不断增长的刚性需求，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为代表的社会智库，以强大的爆发力展现了自身的活力、实力与潜力，给社会智库群体带来极大信心，同时也面临不少值得关注的困境与挑战。

1.成绩：机制改革彰显活力 咨政启民成效渐显

积极进取：智库排名喜在提升。2016年，中国社会智库在各大智库评价体系中成绩可喜。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6年全球智库报告》排名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入围“全球顶级智库综合榜单175强”，在亚洲智库排名60强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人大重阳、盘古智库等上榜。

在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发布的《CTTI中国智库效能分析报告》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盘古智库、长江教育研究院、“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重庆智库、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中国丝路智谷研究院、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察哈尔学会等社会智库表现突出。在同样由上述两家中心合作发布的《中国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报告》中，社会智库占入围智库近1/4。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2016年中国智库报告》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人大重阳入选多个榜单。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分列“‘国防和军队建设’研究议题最具影响力智库”第3名、第4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分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议题最具影响力智库”第4名、第5名。

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进入“综合影响力排名”前10，在“舆论影响力排名”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位列第二。

在清华大学《中国智库透明度报告》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人大重阳、察哈尔学会、盘古智库、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中国经济50人论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入围前20名。

彰显作为：咨政启民重在成效。深耕国际领域。部分以涉外事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智库进一步巩固原有功能定位，向纵深发掘，一些新成立的社会智库选择涉外研究为主要指向。高速高效运转。小体量爆发大能量是社会智库的重要特点，与体制内智库相比，许多社会智库的效率、服务意识等更胜一筹。针对G20杭州峰会、全国两会、“南海仲裁案”“萨德”等热点话题，社会智库反应及时。服务决策有力。咨政建言的数量、质量继续提升。人大重阳受邀参加2016年5月17日举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长江教育研究院、国观智库、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重庆智库等产出的相关成果得到决策部门重视。公共外交活跃。人大重阳在美国华盛顿承办“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盘古智库举办的中韩专家“萨德”问题研讨会受到广泛关注，海国图智研究院受邀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大选后的中美关系”演讲。舆论引导出彩。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对内解疑释惑成为社会智库的主动担当。人大重阳赴多国宣讲“一带一路”与中国经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上线英文网站传播中国观点；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利用港澳媒体解读中央政策下的港澳发展机遇，并向多个发展中国家输出中国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发展经验；海国图智研究院为南方地区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交流平台，还有多家智库助力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把握要害：内部运营“力”在机制。致力于建设完善的组织形态和内部体系是2016年社会智库的重要努力方向。加强管理方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设立了“三会一局”管理架构，中国（深圳）综发院成立了首席专家学术审议小组，长江教育研究院成立策划部，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大力加强党建工作；运行模式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实行“公益性主体与经营性主体分设”，长江教育研究院采取“一主（教育政策研究）两翼（教育多媒体产品和教育咨询评估）”功能布局。不少智库请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领衔研究，探索灵活用人机制，提升研究水平。

为强化激励，国观智库实施“未来合伙人制”，挑选团队优秀青年骨干为学术带头人，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建立了有利于激发智库活力的分配制度。为鼓励形成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少智库制定了新的促进办法，如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建立了选题论证的“定期开放务虚会制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对课题研究的总体目标、阶段要求、终期质量评价都做出明确设计，组织外部专家进行评审并按等级奖优罚劣。一些社会智库探索与国际智库合作研究，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开展联合研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Zen/Yen集团联合发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等。

在传播机制上也实现了新突破。微信继续作为智库对外传播的主要方式，很多智库通过塑造智库“掌门人”的形象来塑造智库形象。在研究平台建设上，国观智库自建了拥有全球400多家知名智库涉海研究成果的数据库，重庆智库获批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建成“全球贸易与投资运行监控预警系统”业务工作平台等。

反躬自身：摸索规律贵在自觉。“自己研究自己”的行业自觉得到明显强化，形成了很多研究成果。专著有《伐谋》《国外教育智库研究》《智库是怎样炼成的》等。2016年各重点报刊网络发表研究社会智库的理论文章近20篇，研究内容从宏观向微观深入、从粗放向精细升级。“中国社会治理论坛·社会智库分论坛”“温州民间智库建设论坛”“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2016上海全球智库论坛”“2016香山全球智库论坛”等专题研讨会先后举办，形成了不少关于社会智库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一些智库还专门立项开展社会智库建设理论研究。

2.挑战：环境掣肘与自身偏差并存

“东边日出西边雨”的两极分化较为明显。一些智库发展顺利，已探索出较为成熟的运营模式，在引领舆论和国际交流中取得不俗成绩；一些智库尚未找准定位，没能产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仍为生计发愁，难以为继。

“重商业轻公益”的行业风险有所增加。社会智库资金渠道较少，公益理念还需培育，“持公益想法，用商业手法”来维系运转是当前社会智库的现实选择，但目前“持商业想法，用公益手法”做智库的情形亦有所增加，部分智库理事和出资人甚至违规分配资金，与智库应具备的公益性、独立性形成冲突，影响智库研究的客观性，加剧了行业的信誉风险。

“桌子下放风筝”的发展羁绊依旧突出。受各方面条件限制，社会智库注册登记难、职称评聘难、课题立项难、成果报送难、信息获取难、决策参与难、税费负担重等“六难一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存在外部身份重叠、内部身份不一、经费使用受限、出国手续繁杂、留人难度增加等困难，对产出优秀成果、壮大人才队伍形成制约。

“形式遮蔽内容”的浮躁氛围急需扭转。社会智库获取资源的外部性特征，使其在成长初期多通过开论坛、办活动来集纳智慧、积累人脉、扩大影响，进而较快提升资源吸附力。这是布鲁金斯学会等知名智库的运营经验，但智库影响力最终要通过高质量成果体现。当前部分社会智库过度关注活跃性，依赖“蹭”专家、“蹭”名人、“蹭”媒体，自主研究能力不足，潜心研究的氛围不够，存在平台化、空心化的隐忧。

3.展望：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稳健前行

把创新作为“原动力”。机制要更“新型”。要从组织架构、功能导向、供需对接、研发组织、成本控制、人事管理、国际交流、传播营销、硬件保障、文化建设等方面不断完善运营机制，获得持续内生动力；成果要更“新锐”。要练好内功，做好研究，察觉风险，提出具有前瞻性与建设性的建议。方法要更“新颖”。要适应政策分析数字化、实证化、综合化的要求，通过数据收集与分析技术，大力提升选题精度与研究深度，产出严谨、精确的成果。

把协调作为“加速器”。平台建设与内容建设要平衡。论坛与论文要平衡，学术成果与咨政成果并重；“能见度”与“能干度”要平衡，鼓励实干，摒弃浮躁；核心产品与边缘产品要平衡，实现多层次发展。公益服务与商业业务要平衡。允许从事一定范围的商业业务，但要严格控制比例。要加强智库的透明度管理，建立规范的智库年报制度，防止过度商业化。研究人员与管理人员要平衡。保持合理比例，形成领军人才、骨干力量、后备新秀的人才梯队。

把绿色作为“方向盘”。要淘汰落后产能。通过市场、自身和行业的力量，淘汰那些高投入低产出的“高能耗智库”、不符合现实需要的内设机构、学科设置与研究方向以及过时的研究方法、研究选题与话语体系。要净化行业生态。要对挂牌社会智库的现有机构进行甄别，不给“翻牌智库”“套牌智库”“冒牌智库”发展空间，对违规智库实施严肃问责与强制退出，营造风清气正的智库生态。

把开放作为“加油站”。拓宽视野，加大“走出去”“走进去”力度，以世界眼光比照不足、补齐差距。广开门路，用好“智慧众包”“智慧众筹”方式，扩展智库功能，发挥好联系知识分子、促进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独立第三方的独特优势，获取多方智力为我所用。打开思路，注重以互联网思维办智库，组建社会化、网络化、多元化研究团队，集纳优质资源，破解综合性疑难问题。

把共享作为“聚力器”。与社会共享。牢固树立为人民做学问、为人民建智库的理念，做好党委政府的“外脑”，当好群众的“向导”，严防成为狭隘利益集团代言人。与行业共享。要精诚团结、抱团发展。尽快成立社会智库行业组织，促进行业自律自觉，齐心推进社会智库兴盛繁荣。与员工共享。要始终把人文关怀作为价值坚守，对全体智库成员在成长上真诚关心，工作上真切关注，生活上真情关爱，凝聚起更大更强的智库建设力量。

（作者：周湘智，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智库年度发展状况与建设路径研究”［16@ZH02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