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丽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近年来,中国的智库建设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不断得到完善,智库本身的机制构建和思想创新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从目前中国智库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来看,一些突出的问题值得深思、突破和改进。
当前智库建设中需解决的问题
避免定位出现混乱。目前,中国智库建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化、泡沫化、低水平传播等倾向。近几年智库数量大幅上升,但有一些商业机构以及完全不具备智库建设基本资质的机构也摇身一变为智库,导致智库泛化现象。个别智库在运行机制和研究团队建设尚未完善,还未有高质量思想产品,尚停留在形式建设阶段的情况下,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影响力拓展,使得智库成为低水平信息传播的平台。还有一些媒体机构也开办了智库,使得智库与媒体的功能定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与国际一流智库相比,我国智库在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等方面仍有一定差距,其研究质量与思想创新能力相对滞后。突出表现在针对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不够,不少智库研究停留在媒体评论上,还有一些智库研究只是简单的资料分析,或者是把学术性文章直接改写为政策研究成果,远未达到国家决策所需的智力支持水平。
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国际关系的需要。目前,中国智库的国际化速度、广度以及国际影响力,尚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国际关系的需要。主要表现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智库数量较少,智库公共外交的意识和能力亟待提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智库思想创新力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影响力的薄弱,当前有些智库开展公共外交只是停留在浅层次的调研和会议交流上,缺乏深层次的问题沟通与分析。另外,智库的新媒体传播意识和能力与欧美国家智库的差距也很大。根据数据分析,大部分中国智库的网站几乎没有国际影响力,更不用说运用各种新媒体传播媒介了。
改革推动力需继续增强。我国智库建设从整体上说欣欣向荣,但也存在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官方智库、大学智库、民间智库发展都有各自的困境,也难以形成互补机制。在理想的智库发展状态下,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智库应是各具优势,并可以形成良性互补的。但是,目前部分官方智库改革乏力,有些大学智库建设缺乏核心推动力,而大部分的民间智库发展缺乏统筹规划和引领。
激励机制需进一步完善。当前,有些大学智库建设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漂浮孤岛”和“面子工程”现象。大学本应成为中国智库建设中最具创新动力的源泉,但当前大学智库在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建设上面子工程较多,核心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普遍由兼职人员构成,使得大学智库成为漂浮在大学中的孤岛。另外,政策研究类成果在大学的职称评定体系中被边缘化,即便是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的研究成果也不被纳入职称评定,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得不到应有的认可与荣誉。长此以往,大学智库将可能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和生命力。
旋转门机制未能真正建立。目前,只有一部分退休官员有机会进入智库发挥余热,而智库的研究者鲜有机会进入政府,即使进入到了政府也被行政级别所束缚。
重视高水平专业智库的建设。当前,我国面临的内政外交问题前所未有的复杂,在金融、外交、军事等领域尤其需要高水平专业化智库的政策支持。但我国综合性智库居多,高水平的专业化智库非常缺乏,应尽快在相关领域选拔、确定几家专业智库。
避免资金来源影响智库研究的中立性。在各类智库中,有不少大学智库、民间智库的资金来源比较多元,其中捐赠资金占很大比重,有的智库甚至有境外资金的注入。这一方面为各种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平台,但另一方面也对智库研究成果的客观、中立立场产生了不可预估的影响,进而影响国家决策。
对策建议
宏观层面: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建设和智库理论建设。第一,中国智库必须建立适应自身发展模式的智库理论体系。智库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其政策研究直接影响着国家决策和社会思潮,如果智库自身的定位、功能、发展模式没有正确的理论框架所遵循,将会在智库泛化的道路上难以回头。第二,中国智库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决策咨询法律法规,把决策咨询纳入法定决策程序,实现专家咨询制度的法制化;第三,完善信息支持政策,增强决策公示和信息公开力度。使得政策研究者能够获得研究所需的准确信息与数据,这对于智库研究成果具有决定性影响。第四,进一步激发智库改革活力,落实国家智库政策,构建多元发展、互为补充的智库思想市场,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培养与规制。官方智库要充分发挥其渠道和信息优势,大学智库要充分发挥人才优势。
微观层面:全面完善智库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建设。首先,应借鉴欧美现代智库管理制度,建立稳定、高效的智库运行机制。智库不是一个组织会议的平台或者临时搭建的松散研究团队,智库是知识密集型组织,尤其需要以真正实体化的组织建构、稳定的管理团队、高效的运行机制来为知识创新提供机制保障。其次,要建立适应智库发展需求的职称考核、评定机制。职称评定是专家学者在各自机构和领域发展的基本生存需求和价值认可的体现,当前很多机构对智库学者从事政策研究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智库研究成果不能纳入职称考核、评定体系,这严重影响了中国智库人才的创新活力和可持续性。再次,应建立专家咨询劳务报酬制度。政府除了从宏观上加强对智库的财政支持外,更要着力建设专家咨询劳务报酬制度,尊重专家学者的思想价值。最后,应全面推动智库旋转门机制。现代智库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培养一批既有坚实学术基础、又有政府实践经验的高端政策人才,另一方面可以为现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治理提供一条制度化的通道。长久来看,可以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维护社会稳定。当前智库旋转严重不对称,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通道不畅和行政级别的约束。建议国家为智库学者进入政府创建制度化通道,并在行政级别上不拘一格、唯才任职。
舆论引领与公共外交。第一,重视研究成果的选择性传播、有目的地进行议程设置和舆论引领。目前,我国智库在国内舆论传播网的构建层面,应该说已经做到了传播速度快、传播媒介多元,其薄弱点在于智库的思想力薄弱大大削减并制约了传播的效果。下一步要把重点放在选取有价值的思想成果,进行有目的的议程设置上,着眼于传播效果和舆论引领。第二,设立海外办公室,直接影响国外核心舆论场。我国智库应与世界各国智库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及交流机制,一方面有利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性问题的战略应对,另一方面将为国家大外交战略建立一条重要通道,通过与国外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影响国外智库,进而影响国外舆论和政策。具体地说,可效仿美国智库在海外广泛设立分支机构的运作模式,在我国的重要国际关系国设立中国智库的海外办公室,以此为基点,在当地国家和地区进行政策研究、思想交流与舆论传播。第三,加强智库新媒体的传播能力。首先应建设好自己的机构网站,运用互联网思维、全球视野,把智库网站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媒介。另外,紧跟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结合受众需求,不断调整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将提升新媒体影响力作为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的突破口。
智库建设是百年大业,难以一蹴而就。我国智库建设,总体上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要把机制建设作为基石,把人才和思想创新作为核心,将舆论传播建立在高质量的思想成果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