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专门强调要抓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当前，国内外粮食价差不断加大，玉米库存不断增加，安全储粮压力较大。改革玉米收储制度有利于调整优化种植结构，保证种粮农民收益和国家粮食安全，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场硬仗。

    ■ 2012年至2016年，河南省从商品粮大省奖励资金中拿出3.85亿元，分6批对212个企业给予贷款贴息支持，全省主食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央厨房、主食加工配送中心等应运而生，在国内大中城市建立销售网络和直销网点5000多个，初步形成了从原料生产到销售终端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条，极大地适应了市场需求，方便了群众生活。

    ■ 山东通过对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系统设计，推动多要素集聚、多产业叠加、多领域联动、多环节增效。一是产业链相加。二是价值链相乘。三是供应链相通。

    ■ 为确保农村重大改革政策落地生效，让农民尽快享受到改革释放的红利，激发农业农村活力，江西改革财政支农方式，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风险共担、互惠共赢”的原则，设立“财政惠农信贷通”，变无偿拨付使用为通过银行付息借贷使用，以此保证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能，而且有力撬动了银行信贷资金投入“三农”。

    ■ 把财政资金转换为银行资金，用银行的钱办自己的事，有助于农民增强市场意识、风险意识、信用意识，强化契约精神。一是实行贷前调查公示。二是加强贷后管理。三是建立诚信管理制度。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度聚焦“三农”问题，提出要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究竟改哪些方面，应该如何推进？日前，本刊记者同黑龙江、河南、山东和江西四省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书面访谈，他们结合本省实践谈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做法和经验，对我们很有启发。

黑龙江：深化收储制度改革，推进种植结构调整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专门强调要抓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当前，国内外粮食价差不断加大，玉米库存不断增加，安全储粮压力较大。改革玉米收储制度有利于调整优化种植结构，保证种粮农民收益和国家粮食安全，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场硬仗。近年来，黑龙江省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你们是怎样部署和组织这项改革的，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黄建盛（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在推进这项改革中，黑龙江坚持市场化取向，精心部署、科学组织、综合施策、攻坚发力。一是加强宣传引导。我们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宣传改革，组织县乡村三级干部进村入户解读政策，帮助农民掌握“市场化收购+补贴”的改革内涵，引导广大农民调整种植结构。二是认真落实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省政府下发了玉米生产者补贴实施方案，明确补贴对象、补贴范围，严格补贴程序和市县乡村四级审核流程，确保补贴面积数据真实准确、操作程序公正透明。目前，中央财政下达的148亿元补贴资金, 已全部发放到玉米生产者手中。三是着力解决玉米收购难题。省委省政府多次专题研究粮食收购问题，各级党委政府落实主体责任，引导多元主体入市收购，设立10亿元玉米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对收购加工新产玉米的深加工企业给予每吨300元补贴，并协调铁路部门加大运力支持，保证了有人收粮、有钱购粮、有车运粮。四是加快推进产销对接。我们引导农民特别是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强化市场意识，做好“销”的文章。举办秋季粮食交易会、合作社卖粮大会、优质农产品推介会等市场对接活动，大力推进“互联网+”销售模式，加快培育农民自己的营销队伍，促进了生产端和市场端的有效对接。

记者：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必然伴随着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黑龙江省如何在调整中增强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以适应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的新形势？

黄建盛：我们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确定了“调减玉米、稳定水稻、增加大豆杂粮、扩大草蓿果蔬”的结构调整思路，并整合涉农资金22.17亿元用于结构调整，重点支持青贮玉米、苜蓿饲草种植，以及食用菌和果蔬生产，开展米改豆、粮改饲和耕地轮作试点。一是调减玉米种植面积。重点压减冷凉区和农牧交错区的玉米面积，引导玉米种植退出非优势产区；因地制宜落实“旱改水、米改豆、米改麦、米改杂、米改经、米改饲”等“六改”措施，减少玉米种植面积。二是优化玉米品种结构。本着适区适种的原则，在松嫩平原等玉米优势产区，重点发展高淀粉、高赖氨酸的加工型玉米；在农牧结合区，坚持种养结合，积极扩种青贮玉米；适应市场需求，鼓励发展鲜食型玉米。去年全省加工型玉米9000万亩、青贮玉米122.6万亩、鲜食玉米46.4万亩，打破了传统籽粒玉米一统天下的格局。三是提升玉米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全省有1000万亩的玉米品种退回一个积温带，保证了提质降水、安全成熟。探索推广减化肥、减农药、减除草剂“三减”生产模式，积极发展绿色有机玉米种植。大力推广玉米高标准生产模式，通过现场示范、田间观摩等措施，加大农民培训力度，让农民真正掌握新技术，种出高标准，种出高效益。

记者：在巩固提升优质玉米产能的同时，黑龙江省如何延长玉米产业链，实现转化增值？

黄建盛：我们注重在过腹转化和加工转化上发力，延长玉米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一方面，把发展畜牧业作为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启动建设一批“两牛一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其中300头以上规模奶牛场150个、肉牛场210个，3000头以上规模猪场200个。引进和培育一批畜牧业龙头企业，温氏、伊利、双胞胎等大型畜产品企业纷纷在我省投资布局。畜牧业对粮食的转化能力显著提升，全年过腹转化玉米300亿斤。另一方面，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的关于抓好“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的要求，鼓励原有加工企业扩大规模，引导收储企业建设加工项目，多渠道扩大玉米加工转化量。全省新上一批玉米淀粉、食用酒精等精深加工项目，全年精深加工玉米110亿斤。

 河南：推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做大做强“餐桌经济”

记者：近年来，我国一方面农产品面临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双重挤压，出现结构性过剩问题；另一方面人们消费档次升级，对精深加工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大，这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河南省立足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实际，曾于2011年在全国率先提出推进主食产业化，并制订出台了发展主食产业的指导意见和发展规划，这项工作目前的进展情况如何？

邓凯（河南省委副书记）：2012年至2016年，河南省从商品粮大省奖励资金中拿出3.85亿元，分6批对212个企业给予贷款贴息支持，全省主食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央厨房、主食加工配送中心等应运而生，在国内大中城市建立销售网络和直销网点5000多个，初步形成了从原料生产到销售终端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条，极大地适应了市场需求，方便了群众生活。截至2016年，全省主食产业化企业发展到869家，小麦粉、挂面、方便面年产量均占全国1/3以上，速冻米面食品产量占全国的66.7%。主食加工重点企业共建立原料生产基地619万亩，带动154万农户增收致富。

记者：河南省于2012年启动实施特色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提出发展深加工，让餐桌更丰富，这方面的工作有什么新的成效？

邓凯：几年来，我们规划培育“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农业产业集群542个，建设以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制造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区73个，重点发展米（面）品、肉品、乳品、果蔬、油脂等精深加工，新建和续建了一批高起点、外向型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项目，研制开发了一批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拳头产品，不仅拉长了产品链条、提高了农业附加值，而且丰富了城乡居民的餐桌供应。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快上下游企业的兼并重组，形成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良好态势。省财政每年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进行贴息补助，吸引中粮、伊利、蒙牛等知名企业到河南投资兴业，近4年成功对接银企合作项目5568个，签约额1520亿元。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821家。有21个农产品品牌被命名为“中国名牌”，47个农产品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食品行业成为河南拥有驰名商标最多的行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有力带动了农民就地转移就业和持续增收。2016年，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吸纳劳动力230万人，提供劳动报酬超过550亿元，通过“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等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1330万户，占农村总户数的50%以上。

记者：“餐桌经济”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如何做到餐桌更安全、百姓更放心、消费更方便？

邓凯：河南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加强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监管，着力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先后在乳制品、食用油、白酒等重点产品生产企业推行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实现产品质量安全顺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风险可管控、责任可追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升。围绕减少流通环节、降低安全风险，积极推进产销对接、农超对接、农校对接。2016年，我们组织100多家大型连锁超市、农产品批发企业参加农产品产销对接及采购项目签约专项活动，达成合作意向142项、贸易总额62亿元；组织参加全国2016年夏秋季农产品网上购销对接会，成交金额5.7亿元，位居全国前列。积极发展电子结算、仓储物流、冷链运输、加工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支持大型电商平台企业开展农村电商服务，初步形成了农产品销售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格局。鼓励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出口农产品由原材料、半成品向精深加工产品转变，目前已形成干鲜蔬菜、活猪及鲜冻猪肉、果汁、调味品、食用菌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品牌，2016年全省农产品年出口额达到19.5亿美元，“河南造”食品在“世界餐桌”上的分量越来越重。

 山东：推动三产深度融合，开拓农民增收途径

记者：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山东省为了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在推进“三链重构”方面做了许多成功尝试，具体做法有哪些？

龚正（山东省委副书记）：山东通过对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系统设计，推动多要素集聚、多产业叠加、多领域联动、多环节增效。一是产业链相加。第一产业突出改造升级，编制实施49种主要农产品转型升级方案；第二产业突出精深加工，培育壮大龙头企业；第三产业突出创新拉动，实施农业科技、农产品流通、农业金融等8大服务工程，逐步形成三次产业相互融合的发展态势。二是价值链相乘。推动一二三次产业各环节增值，产生了乘数效应。如我省沾化冬枣，通过技术改良，亩收入由原来的7000元提高到4万元；再经过深加工做成饮料等系列产品，实现2倍增值；还发展了采摘体验、休闲旅游等，使农民获得3倍效益。三是供应链相通。产销直接对接，减少流通环节，节约流通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我省设立4.55亿元的省级农产品流通产业引导基金，发展交易额过亿元的农产品市场149个，建设改造农家店7.8万个，打造物流配送中心300多处，覆盖所有乡镇和80%以上的行政村。

记者：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在“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这个关键点上，山东省是怎样发力的？

龚正：一是做大乡村旅游和农村电商“两个重点”。省财政每年设立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乡村旅游发展。目前，我省已建成60个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2000个村级服务站。2016年，全省农产品电商交易额420多亿元，增长40%以上。二是做强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三大主体”。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带农促农作用，通过溢价收购、利润返还、股份分红等多种形式，带动农民共同致富。全省家庭农场发展到4.8万家，农民合作社17.5万家，农业龙头企业9400家，与龙头企业建立对接关系的农民合作社1.2万家。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户超过1800万户，户均增收2974元，超过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60%。三是做优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农业园区“三类载体”。山东加快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为“新六产”集聚了要素，提供了支撑。坚持农业园区化发展，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全省建成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81个，县级以上各类园区3300多处，园区内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出全省平均水平12%以上。

记者：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方式转变的任务之一，是打造农民增收的新业态。山东省在这方面有什么亮点？

龚正：我们努力打造“新六产”四种业态，拓宽增收渠道。一是打造终端型业态。从农产品终端消费开始，逆向推动产业融合，构建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从初级产品到终端消费无缝对接的产业体系。二是打造体验型业态。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农家乐、采摘园、开心农场、葡萄酒庄、海洋牧场、垂钓中心等体验型业态。三是打造循环型业态。建立“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生物产业链，达到节能减排、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多重效果。四是打造智慧型业态。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农业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实现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

记者：用地、融资、人才、基础设施等，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山东省采取什么办法突破束缚、增添动力？

龚正：一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全省7.4万个村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占总数的95.9%；土地流转面积2746.4万亩，占家庭承包面积的29.3%，土地经营规模化率40%以上。1.34万个村完成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占村庄总数的16.2%，量化集体资产746.8亿元，累计股金分红21.6亿元。二是探索土地托管服务。支持供销、邮政、农机系统开展土地托管，建设为农服务中心，托管面积3000万亩以上，每亩节本增效400—800元。三是实施农业科技展翅行动。建设26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凝聚各类专家400多名，还选派科技特派员4823名，实现主要农产品和主产区域全覆盖。全省累计研发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产品120多项，实现经济效益100亿元。

 江西：创新财政支农机制，确保信贷投入“三农”

记者：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融合化发展，使得农业资金的需求量和需求结构发生变化。适应新形势，财政支农方式需要由直接补贴向更多利用财税政策引导和撬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加大对农业投入转变。实现这个目标，首要环节是确保信贷资金“筹得到”，江西省在这方面有什么好方法？

姚增科（江西省委副书记）：为确保农村重大改革政策落地生效，让农民尽快享受到改革释放的红利，激发农业农村活力，江西改革财政支农方式，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风险共担、互惠共赢”的原则，设立“财政惠农信贷通”，变无偿拨付使用为通过银行付息借贷使用，以此保证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能，而且有力撬动了银行信贷资金投入“三农”。“财政惠农信贷通”实施两年来，全省每年筹集15亿元财政风险补偿金，累计撬动银行贷款251亿元，带动农民和社会投入600亿元，6.4万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中受益，可谓一举多得。具体做法：一是建立财政风险补偿金制度。省市县三级财政按2:1:2的比例，筹集风险补偿金，分级存入当地合作银行。二是建立合作银行放贷机制。与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储银行等7家合作银行签订协议，由合作银行按照约定不低于风险补偿金的8倍发放贷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1—3年期专项贷款，贷款实际执行利率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20%。三是建立封闭运行机制。“财政惠农信贷通”以县为单位独立运作，在县域内封闭运行。省市县财政根据县级年度计划贷款规模，配比出资风险补偿金，对本县产生的贷款风险承担补偿责任，结余的风险补偿金自动滚入下一年度，各县之间不承担风险连带责任。

记者：在确保财政支农信贷“筹得到”之后，如何确保信贷资金“贷得出”？

姚增科：我们为此建立了由省委农工部牵头，政府职能部门与合作银行共同参与的“三合一”工作机制。一是实行工作小组例会制度。由省委农工部牵头，财政、农业、林业、人民银行和各合作银行共同参与，定期召开例会，主要研究重大政策制定，部署整体工作推进。二是部门各司其职又紧密合作。农工部负责统筹协调部门之间的工作，会同财政、人民银行制定年度信贷计划，监督信贷计划的落实，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财政部门负责风险补偿金的筹集和监管，监控风险补偿金的运行；农业和林业部门负责提出重点扶持产业及方向建议，协助合作银行开展个体授信、贷后管理和欠款追偿等工作。三是合作银行择优放贷。在不改变金融机构贷款规则的前提下，合作银行以市场为导向，优化工作流程，对主管部门推荐的农业经营主体择优筛选，确定贷款对象。

记者：财政支农信贷资金不仅要筹得到、贷得出，还要确保这些资金“用得好”，这方面江西省有什么好经验？

姚增科：按照江西省委“稳粮、优供、增效”的总要求，我们从培育壮大农业经营主体这一端精准发力，引导银行投入信贷资金，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适销对路产业加速发展，为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一是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符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的农民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信贷资金重点扶持对象，其中农民合作社1年期最高授信额度为300万元，家庭农场、种养大户1年期最高授信额度为200万元。二是扶持农业新型业态。适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趋势，大力发展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休闲农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纳入支持对象。明确信贷资金必须用于农业生产经营，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农业“走出去”项目，先后带动126万多名农民创业就业。

记者：严控金融风险，确保信贷资金“还得起”，也是创新财政支农投入机制的重要环节。统计资料显示，“财政惠农信贷通”实施两年来，不良贷款率只有1.08%，在这方面江西省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

姚增科：把财政资金转换为银行资金，用银行的钱办自己的事，有助于农民增强市场意识、风险意识、信用意识，强化契约精神。一是实行贷前调查公示。农业、林业等县级主管部门分别会同合作银行，对本县符合基本条件并有融资意愿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资信等要件调查，确定授信对象，并进行公示。没有经过公示或公示未通过的，不能获得贷款。二是加强贷后管理。合作银行会同县级主管部门定期开展贷后检查，重点监督贷款使用方向，全面掌握受贷主体生产经营情况，及时发现并帮助化解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风险。三是建立诚信管理制度。对超过合同还款期限1个月未归还贷款的，或贷款用于非农领域的农业经营主体，在媒体上曝光，并将其纳入全省银行征信系统黑名单。对讲诚信、真履约的，在以后年度优先支持。不少地方还开展评选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农户活动，起到了良好示范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