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兆雷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做人应该有“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的境界。什么意思？管仲曾经说过，“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穷必矣”。管仲要求自己要像春天的风一样吹拂别人,要像夏天的雨一样滋润、灌溉万物，让万物得以生长。“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是一种比较高的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一定要有一种视民如伤的情怀，就是看待百姓要如同看待自己身上的伤痛一样，要将老百姓的疾苦、忧乐视为自己的疾苦、忧乐。

　　关于中华文化要走向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四个自信”被首次提出，但真正将其纳入党的文件是在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中。

　　下面我从四个方面为大家解读关于中国文化自信的路径：第一，中华文化自信源于历史；第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艰难险阻导致我们的文化不自信；第三，中华文化走向自信的认知、修复、涵养的过程；第四，中华文化给人类文化所作的贡献。

　　一、中国文化自信源于历史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有句名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基督教信仰上帝，伊斯兰教信仰安拉，佛教信仰佛祖，但是在西方，存在宗教战争，而中国历史上没有，为什么呢？中国历史对各种宗教都具有包容性。中国讲“三教合一”，佛教、道教、儒教三个教派融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化现象。比如，山西的悬空寺就是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

　　儒学在中国是一个学说，儒家代表一个阶层，就是我们过去说的士阶层。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北京的天坛，全国各地的宗庙、宗祠都是其活动的场所。传统文化经典书籍有《孝经》、《三字经》等。中华文化中，每一个人都带有自身的文化符号。《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说明了中华文化止于至善的基本特点。道教讲“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忠孝”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佛教到中国后演化为禅宗，这是我们将印度宗教本土化的结果。现在，印度学佛教的人都要到中国来学习我们的禅宗和当时玄奘带回来的佛经。这就是中华文化包容性的具体表现，宋明理学具有代表性。岳麓书院曾国藩以及后来的孙中山、毛泽东，这些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人物都有一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怀，实际上也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精神。

　　中华文化五千年延绵不断，为什么没有宗教？中国人认为，第一，儒学和道教已经超越了人们对宗教的认知高度，宗教始终跑不进中国人心里。第二，近代以来，西方宗教和军事科技结合起来欺压中华民族，中国人对基督教没什么好感。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是胡说八道，中国人信什么？中国人信我们传统的儒学和道教。

　　儒学和道教所提倡的很多理念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观念。比如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济弱扶倾”，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千万不能丢弃。中华文化有继承性，要一以贯之。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有一句名言，“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之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予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否则此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暗根本无可存在，必趋消失”。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经历和探索了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但是都失败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些制度都不适合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中国国情。

　　中华民族有两大精神，代表士阶层的儒学精神和中共历经苦难、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精神。

　　西方近代史可以说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史，而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电影、文艺作品、语言、经济等各方面都围绕着三个路径，即从经济上殖民，从文化上渗透，从军事上打击，这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西方现在惯用人权、法制为借口制约其他国家，给其扣上一个标签，比如不发达国家、权威国家、专制国家等，这是西方的借口，我们一定要看清问题的本质。

　　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艰难困苦导致我们文化不自信

　　什么是文化？有一句话说，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所以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中国的群经之首《周易》提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个“化”与“春风化玉”的“化”一样，都有教化、同化的意思。孔子解读文化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以载道”。所谓“以诗言志”，就是说写诗表明一个人的志向，而“文以正文先”，文章以正确的方向，以正气为先。韩愈“自鸣不平”，就是说文章要表达一种对社会的预期，包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对丑恶社会现象的批判，抑恶扬善，褒贬是非。

　　近代以来，西方对别国进行文化渗透。比如二战时期的东德，有一句话这样说道，“柏林墙倒塌之前,已被西方的电视和电影凿得千疮百孔”，这是对东德和西德统一前在文化状态上的一个真实反映。所以习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苏轼的《晁错论》中有一个著名论断：“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就是说，天下的祸患，最不好办的是表面上太平无事，其实有一种无法预料的隐患。看着事情变化，却不想办法解决，恐怕事情就会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如果一开始就用强硬的手腕去处理，那么天下的人由于习惯太平安逸，就会不相信我们。只有那些仁人君子杰出人物，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的老百姓承担大难，来达到长治久安的状态。 所以，治国理政、长治久安是一个大课题，我们要做好各种预案。对政风、党风要进行严格管理，以求成大功。

　　近代以来导致我国文化走向不自信的有几个标志性事件。

　　第一个标志性事件，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通常称第一次英中战争为通商战争，而不叫鸦片战争。英国要到中国贩卖鸦片，中国人民反抗，由此引发的战争叫鸦片战争。这样，会给世界人民带来什么印象？所以英国不这样称，英国称第一次英中战争为通商战争，这种说法似乎显得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具有正义性一样，这是英国人的狡猾之处。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最终结果就是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第二个标志性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是英国与法国趁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之际，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联手进攻清政府的战争，被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又称英法联军之役。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第三个标志性事件，1885年镇南关大捷。在这场战争中，清军大败法国侵略者取得胜利，签署了《第二次顺化条约》，否定了清朝为越南的宗主国，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法国军队移交台湾，中国军队撤出越南，从此越南脱离中国，成为法国的属地。在这个历史事件中，中国军队虽然打了胜仗，实质上却败了，法国虽然战败了，实质上却胜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因为什么？腐朽不堪的清政府害怕法国报复，所以签订不平等条约。

　　第四个标志性事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清军战败，而清政府腐败无能，只能任人宰割。由此可见，当时的清政府已经腐败不堪到什么地步。

　　第五个标志性事件，八国联军侵占北京。1900年，廊坊杨村一战，英联军想从廊坊进军“解救”各国公使馆，义和团只有大刀，用血肉之躯对抗英军机关枪。英军统帅西摩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经过义和团杨村一战，中国人的自信心完全失去，崇拜西方的心理却一天高过一天。除了武器，我们在铁路、电报、农工商等各个层面的自信心都完全没有了。紧接着，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法国作家雨果写道：“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劫，一个放火”。这是西方侵略者的残忍之处。

　　近代以来，从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到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民政府暂时统一，再到日军侵华、国共两党精诚合作、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民族逐渐走向富强。

　　中西文化观念不同，导致法律体系和治国理念也不同。为什么那么多的国体、政体在中华大地上的试验都失败了？这是一个需要反思的地方，也是一个历史的客观现象。经过反思我们得到结论，西方的这一套不适合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三、中华文化走向自信的认知、修复、涵养

　　世界文化有三种：一是农耕文化，中国就是典型的农耕文化；二是海洋文化，英国、日本、西班牙、葡萄牙是典型的海洋文化；三是游牧文化，比如中东地区，就是典型的游牧文化。三种文化各有特点。农耕文化要搬个家是非常难的，中国有一句话，叫“故土难离，叶落归根”，这就是农耕文化的特点。而游牧文化是择水草而居，帐篷一搭，牛车一拉，搬个家很容易。海洋文化国家由于远离大陆，有一种漂泊的感觉。

　　三种文化中，农耕文化具有稳定性。勤劳可以致富，勤俭可以持家，可以大、可以久、可以长远，这也是中华文化五千年没有中断的一个根源。中国文化强调什么？安宁祥和、勤劳致富、守望相助。而海洋文化让人有望洋兴叹的感觉，游牧文化择水草而息，有一种不安定的状态，缺乏持久的韧劲，这是历史的路径。

　　文化背景指的是什么？长期的文化积淀、稳定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心理结构的综合。文化一定要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民族主义。学习传统文化，坚持文化自信，要对错误的观念进行疏导和涵养。

　　比如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原指周朝封邦建国制度的八百年历史，但到周朝后期，诸侯征战，礼崩乐坏。后来孔子拨乱世、升平世，秉笔写春秋。孟子称：“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到秦朝，创立了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制，天下安”。封建制度在周朝末年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土崩瓦解，秦朝进入中央集权制社会。所以后世有一句话叫“百代皆行秦政制”。由封建制到郡县制是一个大的历史进步和历史跨越。

　　到了汉朝，有一句话称“孔子为汉制法”。这就很奇怪了，孔子在春秋时期，中间隔了一个战国时期和秦朝时期，为什么为汉朝制法呢？因为汉朝治国理政的大政治家和学者，按照孔子春秋时期制定的标准，把国家治理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长治久安的状态。所以，汉王朝统治达到了426年，唐朝统治297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唐朝之后，经过一个乱世时期，从五代十国到宋朝统一，又经过元、明、清，直到清朝末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遭受耻辱，这时候我们的文化已经不自信了。王国维为文化殉身，这是近代史上的悲剧；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看到西方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疯狂地渗透，无奈地写道：“这个世界会好吗？”之后为文化殉国。胡适晚年反思自己一生的经历时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我们做过一个课题，叫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研究文化自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一种新文化要替代旧文化，皆本于历史进化之法则，此为辩证法的真理，所以说西方那么多的文化形式在中国都试验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以贯之的，也是延绵、传承、学习的，所以中央提出文化自信，可谓正逢其时。

　　举一个案例来说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当年朱元璋讨伐元朝的口号是什么呢？“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就是历史的传承性，也就是文化的传承性。前两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完全借用过来，这就是传承；“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到毛泽东时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继而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建党到建国的伟大的历史转变。

　　西方国家一直想对我们进行文化渗透，中国在文化上要树立起自信心，并对西方文化进行化解、融合和消化，要有把西方文化为我所用的胸怀，这就是中华文化历史上的包容性。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命题，任重而道远。

　　《大学》的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对老百姓要亲近、要亲切，而“在止于至善”讲的是中华民族友善的性格和文化根基，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精神。

　　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两大特征：第一是坚韧性，团结一致、自强不息；第二是融合性，和异族不断融合，有不可估量的文化合力。《中庸》里面有一句话，叫“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这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的意思大同小异。春秋时期的国家，像宋国、卫国、燕国、楚国都有八百年以上的历史，赵国、韩国、魏国、齐国也有三百年历史，所以中华民族不可能做不到文化自信。

　　中国历史文化必然走向自信的历史趋势

　　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夏朝崇尚忠厚，商朝崇尚鬼神，周朝崇尚文治，所以就有了礼仪之邦，以文教化。春秋战国进入乱世，秦朝统一以法家治国。以法家治国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忌讳的，中国历史强调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要相辅相成，更偏重于以德治国。汉朝四百多年历史，以孝治国，是秦之后的又一个强盛的大一统帝国。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乱世，隋朝统一，进入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制，天下安”的状态，唐朝又是一个统一时期。到五代十国时期，是乱世，之后，宋朝统一。而元朝是暂时的统一，因为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时间不长，只有九十多年，是一个军事帝国，强调武装统治，没有继承历史上文治的特点。明朝又是一个大一统，清朝则是一个部族军事侵略的集团性质的朝代。之后，1911年到1949年，从民国到建国。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中国历史的主流发展方向，有什么特点？治世时间久于乱世、衰世。据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一书里的记载，中华历史上，国家分裂有428年，被敌人占领有226年，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乱世共计654年，而治世和盛世时间是四千多年。所以治世大于乱世、衰世。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就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天下安”。中国历史不全是封建专制四个字那么简单，到秦朝，我们已经是郡县制社会。

　　郡县制社会有什么特点？

　　第一，中央集权大一统；第二，历史上治世和盛世时期远远大于乱世和衰世的历史时期；第三，和平统一是中华历史的常态，分化、变乱是历史的病态；第四，内忧必然导致外患，比如汉朝末年的外戚干政，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宋王朝积弱的中央政府，明朝的宦官专权，清朝末年清政府腐败无能，都导致了外患。内忧必然导致外乱，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的教训。中国历史上，盛世王朝都崇尚儒家文化，比如汉朝以孝治国，唐朝以德治国，宋朝的宋明理学，明朝的一儒一道，清朝的博学鸿儒等。乱世和衰世则歪理邪说和邪教大行其道，也包括农民起义和暴乱。这是历史的又一个教训和特点。

　　近代以来，由于我们文化的不自信，导致在西方主观主义的认知体系中，西方与非西方是两个不同的且彼此排斥的实体。他们认为，西方欧洲文明是先进的、文明的、理性的、成熟的、优等的，而非西方文明是野蛮的、落后的、非理性的、卑劣的。这种认知体系确立了西方与东方的权利关系是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借此西方完全肯定自身的价值观，并理所当然地构建他们对东方的想象，生产关于东方的言论模式和知识，换言之，东方失去了独立的主体性，成为西方观察、研究、判断、限制和管束的对象，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甚至需要通过西方的确认才可以被理解。这是近代以来我们文化不自信导致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现在要强调文化自信。

　　为什么西方政论家、理论家对中国的发展预测95%都是错误的？西方年年在唱衰中国，但是中国在所谓的“唱衰”中不断地走向富强、走向民主、走向文明。

　　道理很简单。第一是文化背景不同，中国是“行王道”，西方走的是霸权之道。第二，西方所谓的政论家和理论家，都是没有政治实践的理论家，从柏拉图（《理想国》）到卢梭（《社会契约论》），他们都是评论家、逻辑家、政论家，但是他们没有实践过，都停留在理论层面。中国的政论家在历史上都是当过宰相的，都是一方大员。从诸葛亮（《出师表》）到范仲淹（《岳阳楼记》），再到岳飞（《满江红》）、文天祥（《正气歌》）等等，这些人都是一方要员，所以写的政论文章都是有借鉴意义的。西方年年“唱衰”中国经济，鼓吹中国经济崩溃论，实际上都是谬论。他们妄图宣扬一种标新立异、引人关注的观点，但是他们错了，他们越是“唱衰”，中华民族越是稳步地走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在中国都失败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从战争方式转换为经济、文化方式，这是侵略手段的变化。

　　19世纪，西方出现了一种理论，说每个人只要能自私，就能充分地满足人类本能的欲求，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最好最融洽的秩序。亚当·斯密说，冥冥之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会安排社会秩序给每个为自己打算的人民去好好生活。这就是自由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一种典型的自私行为，而这种自私行为的价值方式和文化方式，在中国来说是最让人反感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大于个人主义，而西方强调个人主义，这就是中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

　　西方文化的构成基础：第一，希腊的个人主义；第二，罗马的军事法律；第三，犹太人的宗教信仰；第四，现代科技。

　　中国人自古对科学的态度在《左传》里表达得非常明确，“正德、利用、后生”，中国文化禀承“止于至善”这个观念。西方人将真善美分开讲，科学求真、宗教求善、艺术求美。英国达尔文的《进化论》讲“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这一观点在二战时期被德国纳粹采用，并且纳粹德国认为日尔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而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于是对犹太人进行大肆屠杀。

　　政治问题必须和人心联系在一起。说起人心，不得不讲如何做人，人的自觉性是最大的能动性。“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著名论断。谈到人心向背，必须谈到文化背景。文化是建立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文化是人类集体生活的组成，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哪两种文化可以经过同样的循环路线或者有同样的起点，文化背景是一方面，制度与方法是另一方面，民族和文化复兴是一个理想实现的过程。

　　四、中华文化给人类文化应有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到欧洲访问，强调要搭建沟通的文化桥梁。《人民日报》“今日谈”栏目刊登过我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搭建沟通的文化桥梁》，里面有两个观点。一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什么意思呢？“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都在生长，但是并不相害。大象不会欺负小兔儿，大象也不会伤害绵羊。“道并行而不相悖”，道路有大有小，但都是往前走的，他们之间不会是一种悖论。也就是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中国文化行王道。什么是王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走和平发展之路。在文化传播和文化讲述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用群众听得懂的话、群众能理解的话来解读问题。

　　中国要有自己的理论。用西方的理论来设计中国的政治，肯定是越走越乱。从1840年到1949年的历史已经验证了西方的政治理论不适合中国，中国必须要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和理论。中国文化必须要走向自信。一百年的治国经验，三百年的文化核心，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是《史记》里的一个观点。宋朝的赵普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就说明了我们文化的一个核心。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是物质利益至上、个人至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英国的外交原则。美国在小布什时期提出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的现状实际上已经证明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的失败。中东不仅没有改造好，还产生了许多难民和恐怖组织。

　　对于文化，我们在态度上一定要严谨，中国文化走向合，西方文化走向分。欧洲国土面积跟我国国土面积差不多，但欧洲只能做到货币统一，文化统一不了。我国在秦朝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非洲面积很大，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瓜分了非洲，让非洲无法统一，这也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用心的险恶之处。非洲团结不起来，力量就瓦解了，就没有能力对抗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一贯手法。

　　在国际会议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观点，但只有一个观点被国际认可，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国际交往法则中得到大多数国家认可的一个观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就不要强迫别人这样做。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闪亮的民族，也是最忠孝的民族。为什么古人强调守孝三年？道理很简单，我们生下来三岁才学会吃饭、走路、说话，我们的父母在我们三岁之前，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养大，所以在长辈去世时，我们要为长辈守孝三年。这是中国人讲忠孝。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厚道的文化，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现在，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际上就是实现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凝聚力，对促进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现在，中华民族现在进入到一个最好的时期，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投行”、“一带一路”建设为建立世界新秩序提供一个新思路、新方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今天，我们13亿多人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2014年5月4日，习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说了这一番话。

　　习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划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在丰富多彩的世界上，我们应该禀承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意志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绝不能囫囵吞枣，绝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在文化走向自信的路径上，将党纪国法与“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联系在一起，将我们的文化自信给予践行，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为国家做贡献。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过程当中，西方老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有一个既定事实：1950年我国的人均寿命是41岁，而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是74岁！这就有力地说明我们国家正走在富强、民主、文明的道路上，这就是大国的担当。大国的担当必须要有文化的自信，文化的自信才能支撑民族走向复兴。

　　十八大以来，党风带政风，政风带民风，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文化自信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开启民智，我们现在在体制内进行培训和学习，体制外的教化和引导工作还做得不够。社会向好向善向正，文化自信可谓任重而道远。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济弱扶倾，是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千万不能丢弃。

　　习总书记关于有效实现全球安全治理的新理念，对内是凝聚共识，对外是团结大多数平等对待我国的友善国家，抵制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建设都是我们在践行王道、抵制霸道。中国人讲友善，西方人讲强权，习总书记在抗日胜利战争纪念活动上说过一句著名论断：“正义必胜、人民必胜、和平必胜”。

　　中华文化自信源于历史，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艰难困阻导致我们文化的不自信。建国后，文化建设不断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从不断反思到走向自信。这是一个文化走向自信的认知、修复和涵养的过程。我们应该增强文化自信，给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同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