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长和（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思想界发生的最重要事件，莫过于被打造成唯一模式的西式民主在国际关系中的失落和衰落。一批曾经活跃在西方学术界和宣传界的民主推广人士要么是因为底气不足而失声，或者是因为西式民主失灵而转行，还有一些在为西方民主的普遍适用性做无力的辩护。与此同时，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越来越多与其宣扬的民主相悖的现象，如信息监控、种族矛盾、政治极化、外交承诺的随意性等等，加上西式民主输出在发展中国家制造的陷阱、动荡和混乱，凡此种种，从直观上加深了人们对西式民主学说及其对外输出弊病的认识。

　　然而，只有在更深入地了解西式民主理论的叙事和表达结构之后，或者说，对这套理论背后的历史编纂学有所了解，才能由表及里，抓住西方民主话语体系的本质，从而增强对各种民主学说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鉴别、分析和扬弃能力。

　　西式民主理论编纂最流行的方式是将西式民主、资本主义民主这一特定概念，转换和包装成一个普遍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精辟地指出：“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扩张进程中取得一定的物质支配力量之后，便着手从思想上完成对世界的精神支配。自此，西方主流的民主学说很快与其意识形态宣传结合在一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完成对西方民主从特殊到普遍的改造。在这一表述结构中，所谓西式民主的普遍意义是借助一个对立面来衬托的，也就是常见的民主-非民主/专制这样的二元对立叙事方式，其不是在别人政治发展经验和教训中获得正反镜鉴，而是在否定别人政治制度的对立中树立自己的标杆。从抽象意义上讲，民主和专制的二元对立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霸权国家在将自身塑造为民主的化身以后，得以将自己的利益巧妙地通过抽象的价值来进行了转述，它可以将一切对其统治不满的外部力量划归到专制独裁的阵营，任何反对或削弱其统治的外部力量，在话语表达上都会被表述为是“专制”对“民主”的威胁；如果有人对西式民主提出批评，那么其又会转换概念，将人们对西式民主的批评设定为是对民主的批评或者反对。

　　上述表述结构的弱点在于，当人们将所谓普遍的、抽象的、单数的民主还原为特殊的、具体的、复数的民主的时候，西式民主学说的市场范围必然出现萎缩。随着人们在民主问题认识上的提高，这个趋势愈来愈清晰。

　　西式民主理论的编纂的另外一种方式是试图按照西式民主的价值来支配世界政治史和一些国家政治史的写作，这就是一度流行的所谓民主化的历史叙事。然而很清楚，西方特色政治学中所谓民主化的世界历史叙事，实质上是按照西方民主的正统和归属为线索来编写人类民主的历史发展的。在该历史编纂哲学的影响下，近代以来人们追求民主的历史被移花接木地转化为追求西方民主的历史，而西方对外输出民主的过程，又被巧妙地转化为是近代以来世界的民主化浪潮的主流。在看上去像学术、同时在学术界较为流行的所谓几波民主化分期中，一些真正的民主运动的重要意义被刻意回避、省略或者遮蔽了，例如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探索独立政治发展道路的运动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这些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在这种民主历史编纂学中恰恰被刻意排除了，它们在20世纪以来推动世界民主发展上的意义，与西方民主输出不可并列而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乃至中等新兴国家，其本国的历史写作一旦被西方民主化叙事逻辑所主宰，很容易陷入发展阶段的前后冲突和自我否定之中，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自己历史叙述的主体性，造成历史认识上的割裂和断裂，进而引起社会动荡的也不在少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在采纳西方民主化的叙事模式来书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政治发展进入到一个困惑时期。因为一旦按照西方民主转型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政治发展，其原有的、连贯的历史就陷入人为的对立、焦虑和折磨之中。这是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进程中碰到的一个较为突出的历史表述难题。

　　《光明日报》（ 2016年09月1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