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海

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特别强调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他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这是对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总要求，明确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性质和方向，也是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落实好这个总要求，需要有好方法。我想围绕这个问题谈几点想法，供大家参考。

一、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首先要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2]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得很及时，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近些年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中，的确存在着认识模糊、思想混乱，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运用不够、自信心不强的问题。应当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总体上是健康的，广大理论工作者是能够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但也存在不容回避的问题：或认为讲马克思主义是“左”的表现，或打着“学术自由”的幌子，大力宣扬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思想理论界造成了不少思想混乱。例如，有的人公开讲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公然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基本理论和观点，或公然讲“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有的人虽然口头上赞成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心存疑虑、困惑，觉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有距离，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宣扬西方思想成为“时髦”，西方原版教材以及相关的思想、理论等充斥于大学讲坛；有的马克思主义专业领域的学者，理论研究功底不够，信心不足，讲马克思主义总感觉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至有自卑心理，觉得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低人一等；在高校，老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马克思主义专业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两个方面。从客观上讲，是因为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步伐很快，使得原有理论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从国内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等基本制度与原来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多种经济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的问题。从国际看，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遇到了空前挫折，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甚嚣尘上，福山的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论点广为传播。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们理论准备不足，加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尚在探索中，难以对很多新问题一下子做出科学回答。从主观上说，是因为我们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够坚定。一方面，在引进国外思想时缺乏对其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鉴别，吸收多，消化少，得了“食洋不化”症。自己不懂，囫囵吞枣，又好哗众取宠，盲目传授学生，妄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另一方面，就是得了“懒汉”症、“模仿”症。因为简单照搬西方思想省事，简单模仿人家来分析问题省力，还让人感觉讲西方思想的人有学问，知道的多，信息量大，也迎合了青年人的好奇心理、求知心理和逆反心理。同时，由于我们的成果发表、评价机制等不健全，使这样的学术成果容易发表、容易评奖等，也助长了崇洋媚外的学术风气。

今天，是应当从根本上扭转这种不良习气的时候了。而且，我们也已经具备了构建自己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主要是学习、引进国外思想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今天这种状况就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而应当自觉地树立理论主体性，尽快建构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因为经过将近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令世界瞩目，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升，中国正在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与此相应，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制度也越来越完善，显示出其特有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发声，把自己的主张讲给世界；同时，世界上关注、研究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中国模式”研究成为国际思想界、学术界的热点，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希望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特别是国际学术界很想获得中国学者有关自己国家发展的研究信息。遗憾的是，我们的国际话语权还很小，可以拿到国际学术界的成果还不多。主要原因是我们这些年把很多精力都用在了学习、研究国外的东西上，研究自己的东西反而较少，又不能把简单照搬、模仿人家的东西再拿出去；即使研究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也还处于初始阶段，多具有零散性、粗放性、探索性、尝试性，缺乏系统性、精细性、学理性、成熟性的学术成果。这跟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情况类似。今天，形势发展逼迫着我们必须尽快转变学术研究方式，从学习引进型研究转向自主创新型研究，从粗放型研究转向精细型研究，从零散型研究转向系统型研究，从试探型研究转向成熟型研究。这样，才有可能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相适应，尽快拿出全面反映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学术研究成果来。

实际上，30多年来，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和我们党创新理论的引领下，我国的学术领域还是创造了很多新观点、新概念、新话语的。比如，在哲学领域，30年前，我们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价值观”为何物，今天则变得妇孺皆知，而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写进中央文件，成为中国人民追求和遵守的新型价值观；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概念、新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超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在政治学领域，我们建立和完善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政治制度，超越了苏联的一党制和西方的多党制；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建立了“指导思想一元化、文化发展多样化”的体制；在国际政治领域，我们在原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建立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和新思想。把这些新思想、新理论、新话语总结好，使之上升为学术思想、学术话语，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就会上一个大的台阶，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甚至能够逐步引领世界。问题在于，我们这方面的理论自觉不够、自信心不足。要知道，在一定条件下，“行易知难”，在实践中做得好，不等于在理论上、学术上总结得好。正像中国古代有很高的建筑成就、丰富的建筑经验，而缺乏完整深刻的富有严密逻辑的建筑学理论一样。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既要重视实用、实践，又要重视理论、学术。一言以蔽之，我们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总结好中国经验，并给出学理性的分析说明，建构起全新的反映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我们就不仅能够在实践上，而且能够在理论和学术研究上进一步取得成就，开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崭新境界。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理论自信。

同时，还应当看到，世界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史也在确证着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实践和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实践的影响无与伦比，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上的劳动人民才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科学理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下，世界格局才发生了巨大变化，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出现了目前的“一球两制”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驾齐驱、并终将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格局和世界潮流。试想，自人类文明以来，除了马克思主义，有哪一种思想能够改变世界格局呢？这只是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影响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十分巨大，无与伦比。这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这套概念及其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形成了世界上一大批著名思想家，包括西方世界的卢卡奇、葛兰西、萨特、哈贝马斯、德里达、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到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所以，萨特、德里达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不懂马克思被看作无知的代名词。乃至在美国大学文科中，甚至在中学生中，《共产党宣言》都被当作必读书。所以，在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组织的“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评选中，马克思的得票第一，并遥遥领先于牛顿和爱因斯坦。这说明历史是公正的，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经得起历史的、人民的和实践的检验。这也说明，近一百年来，我们中国的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选择、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不仅符合中国实际，也完全符合世界潮流。

况且，我们中国人尤其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有感恩之情。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民族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真正站了起来、富了起来。只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能够解决“挨骂”的问题，改变我们在世界舞台上长期被边缘化、被贬低、被歧视的境遇，不仅在硬实力上强起来，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强起来。

二、在回答时代问题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要增强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关键是要解决人们的思想困惑，回答人们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理论工作者、青年学生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此要充分肯定，不能对人们的思想觉悟估计太低。即使对人们注重学习引进国外学术思想，也要看到其积极方面是主流，消极方面是支流。实际上，大家反感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重复地、空洞地、回避现实问题地讲理论。所以，有鉴于此，我们的理论研究、课堂教学等，都应当以问题为中心，而不能抽象地讲理论。正像有的同志所说，如果我们的理论研究、课堂教学总是在自说自话、自我欣赏、自我满足甚至自欺欺人，最后必然自取灭亡。这话绝非危言耸听，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很多的。例如，在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人们就常常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不讲马克思主义，不是发展得也很好吗？社会主义好，为什么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不搞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毕竟一百多年了，还管用吗？我自己就经常在与听众交流中遇到这些提问，我想很多老师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人们困惑的根本性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要让人们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是很困难的。而要回答好这些问题，就需要站得高、望得远，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的结合上把道理讲清楚。这里，不妨对这几个问题做一初步的解答。

首先，我们来看“资本主义国家不讲马克思主义，不是发展得也很好吗”这个问题。此问题初看好像有道理，但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并不成立。

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很好”这个观点本身不成立。为什么？因为从现实看，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真正发展得很好的就那么几个发达国家，其余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有不少发展得不如我们的国家。从历史看，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就更多，特别是少数几个发达国家，都有不光彩的历史，如贩卖黑奴、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甚至在20世纪为瓜分世界市场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灾难。怎么能够说资本主义发展没有问题呢？我们国家就曾经饱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蹂躏。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不讲马克思主义”也不完全成立。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虽然不讲马克思主义，甚至镇压马克思主义者，但不等于广大人民群众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恰恰是产生在19世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所领导的世界性工人运动及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抗争（顺便说一句，最近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罢工和“新社会运动”还在不断发生），也不会有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各种福利制度。如上所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巨大的，正是它成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动力。

再者，看资本主义好与不好，还要从理论上做出分析。例如，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早就从理论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弊病，并预言资本主义如果不改变其制度，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就永远只能在周期性的危机和动荡中生存，并最终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从实践上看，马克思的预言是十分准确的。每一次危机都逼迫资本主义在制度上做出让步和调整，向社会主义迈进一步。所以，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远远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它变得“好”多了，但这个“好”恰恰是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如福利体系、对资本的全球治理等。

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好，为什么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不搞社会主义”。此问题初看好像也有道理，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与上述问题一样只是看到了暂时的、表面的现象，而没有从历史的、本质的、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看问题。如果就当下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确是少数，而且有的还比较落后，不令人满意；加之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也已不复存在，似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前途。但如果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看就会发现，在当今世界上虽然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风光不在，但社会主义潮流依然没有减弱，只是改变了形式而已，即特色社会主义大潮方兴未艾。不光我国以及传统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搞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在搞特色社会主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长盛不衰，尽管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我们很难承认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毫无疑问，它与传统资本主义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特别是其分配制度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体系，已经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按资分配”的资本逻辑，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甚至具有低层次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性质。近年来，南美洲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在搞“21世纪的社会主义”，非洲也有一些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在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通过议会民主途径上台执政，如萨尔瓦多、尼泊尔，并逐步推行社会主义政策。还有，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局部地区由共产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如在印度的两个邦，共产党执政多年；近年来，法国有30多个城市或地区由共产党执政。即使在比较典型的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因素也越来越多，包括福利体系越来越完善、政府调控市场机制越来越多，因为不断出现的社会运动、经济危机的压力和日益深化的经济全球化逼迫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加强分配制度改革和市场调控。难怪很多人到了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感觉它们很“像”社会主义。所以，就连西方一些主流思想家也越来越赞成社会主义，以致提出当今世界上有三种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以英美为代表）、社会主义（以北欧为代表）、共产主义（以前苏联模式国家为代表）。这样的制度区分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这表明社会主义已经越来越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

一句话，就整个当今世界潮流来说，两种社会制度的转换正在悄然地然而却是深度地进行着。可以说，这是当今乃至未来上百年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尽管从形式上看，资本主义还是今天世界发展的主流，但从实质上看，社会主义正在日益强盛。而且，中华民族在这样的人类社会制度的转化潮流中正在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世界两大社会制度并存的格局还会长期维持，资强社弱、西强我弱的局面也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因此，我们既要站得高、看得远，把握世界大势，坚定制度自信，又要脚踏实地，主动适应世界潮流，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上新水平，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那么，如何看第三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提出毕竟一百多年了，还管用吗”？初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也有道理，但深究就会发现这也是一个模糊的、似是而非的问题。

首先，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是指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而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是比较广义的，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的，也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以，笼统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年前的理论，是不对的。

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也不能简单说过时了，而要做具体分析。不错，他们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如马克思没有见过汽车，恩格斯没有见过飞机，列宁没有见过电视和计算机，因此他们不可能为解决汽车时代、信息时代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同样，他们也不可能为各种特色社会主义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他们思想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原理是不会过时的，正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并不会随着社会发展而过时一样，这些原理在一定范围内永远有效。

那么，这里所说的“一定范围”是什么？就是理论的有效范围或条件。任何理论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在此范围内，它是真理，会有效；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它可能就成了谬误，就会失效。所以，一种好的理论要发挥好的作用，还要有好的理论使用者。所以，当我们追问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否管用时，还应当追问自我：“我是否会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一种理论再好，如果你不会用，那它也不会产生好的效果。这本来是常识，但一到了社会科学领域，人们似乎就糊涂了，往往连常识都会违背。如果一个根本不懂物理学的人硬说牛顿力学过时了，人们会嘲笑他，而一些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硬说马克思的某种理论过时了，人们居然不会嘲笑，还会附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确有一些观点过时了，因为它发生作用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存在了。最典型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争取工人“八小时工作日”的观点，已经随着这个问题的解决而早已过时，只具有历史文献的意义。又如，在中国，阶级斗争理论随着革命的成功而不再有效。过去我们的失误主要就是没有弄懂这个道理，把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教条地运用到建设时期来。

今天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中还有很多观点和理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很有指导意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运用；二是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今天学习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要学习运用这样一些基本理论。下面我想就这个问题专门谈谈看法。

三、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止一次地讲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指南。所以，我们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把它当作科学的研究问题的方法来学习和运用。

一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似乎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事，似乎早已不成问题。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知易行难”，恰恰是在这个似乎人人都烂熟于胸的道理运用上，常常出问题。

立场问题是研究事物的视角问题，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根本上是为什么人的问题。立场不同，往往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就会很不相同。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是这样，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更是如此。比如，同样去黄山考察，植物学家看到的是黄山的生态结构，而矿物学家看到的是黄山的矿物情况。社会问题更复杂，加之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都有自己观察社会的视角，所以研究社会问题就更需要自觉把握自己的立场，这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挥主体性的关键。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呢？不是的。在立场问题上，还是有是非标准的，这就是人民大众的立场。立场正确，研究问题的结论才可能正确；立场错了，不管论证逻辑如何严密，结论都会错误。这些年我们的学术研究领域思想比较混乱，很大意义上就是研究问题的立场模糊了，有的人缺乏主体性，人云亦云，不知其可，自以为在搞纯学术研究，实际上是在为错误思想代言。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3]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立场观。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很多，最基本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于世界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的观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观点、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观点等，为我们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问题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我们只解决了立场问题，而不懂、不会运用这些基本观点，那还是不能取得社会问题研究的有价值的成果。比如，人们最熟悉的哲学中的“物质本体论”观点，每一个大学生甚至连中学生都似乎烂熟于胸，即所谓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但如果再追问一下“这些观点究竟有什么用处”“如何运用”，恐怕很多人回答不了。正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思考过如何把这些观点作为方法来运用，而只是把它作为教条来背诵，或为了获得学分，或为了装潢门面，所以不会运用，也就常常得出结论：“哲学无用”。于是，学完了事，束之高阁。

实际上，“物质本体论”观点如果运用得好，是很有用的。它告诉我们，凡事要追根求源，分析其物质基础，不要迷信，对自然现象是如此，对社会现象也是如此。这是其一。其二，要对事物做历史的、运动变化的分析，也即要考察其来龙去脉，这就是“时间”的、“纵向”的分析，同时要做“空间”的、“横向”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要进行“总体”的、“结构”的和“功能”的分析。其三，要对事物做规律性分析，即研究其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上出现什么样的空间关系或结构，这也就是所谓的必然性关系。在上述工作做完之后，还可以对事物进行“认识论”“价值论”“实践论”分析，即进一步把人们的价值评判标准摆进去，分析事物的价值性，即对人有什么“意义”，作出“好”与“不好”，或“较好”与“最好”等分析；进而，把主客观条件对照起来研究，进行可行性分析；最后，进行实践环节分析，提出改造事物、为人所用的方案。如果我们分析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能够自觉按照这个逻辑套路进行，那我们的哲学就真正地学好了。由此，我们写文章、做论文也就不会觉得无从下手、无话可说了。

所谓方法，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即辩证逻辑方法和形式逻辑方法。上面讲的就是辩证逻辑方法，它是由哲学的基本观点转化而来的逻辑分析套路，是总体的方法，其中有很多环节，各个环节之间都有严密的逻辑关系，由此我们对事物的分析就会形成一个比较科学的逻辑体系。比如，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逻辑体系，也需要做这样的逻辑分析，但目前的研究还缺乏这样严密的逻辑分析，也就难以拿出科学的当代经济学体系来。辩证逻辑方法还包括辩证法的范畴分析法。运用这些方法，就可以从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偶然与必然等方面对事物作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运用形式逻辑方法。由此，就可以对事物进行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分析，并形成概念、判断、推理。这样，对事物的分析论证就会更加严密、完善。

二是要更加注重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观点的研究和运用。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两个层次，一是基础理论，二是应用理论。前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般理论观点，后者则是对前者的应用，可分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建设理论。二者的关系如同理论力学与应用力学的关系。前者由于是一般原理，不会过时，后者是具体应用，会随着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对于我们来讲，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再是革命时代，而是建设时代，所以今天我们在学习和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就主要应当研究和运用其建设理论。

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的转变尽管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但今天仍然需要加大研究方式转变的力度。为什么？因为至今还有人在这方面不太自觉，结果使理论研究严重脱离实际。例如，有人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仍然应当大讲，结果不仅引起思想理论界的更多困惑，甚至引发经济界、政界的思想波动，怀疑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否要变，是否要把新社会阶层当成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批判、打击。又如，我们学术界还有不少同志没有意识到经典马克思主义里还有很多关于新社会建设的思想，更缺乏深入的研究。所以，这样的研究、教学必然不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全貌，给人以马克思主义过时的感觉。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新社会建设思想是很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就有不少新社会建设的思想。比如，他们认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新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其总特征、总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党宣言》还特别提出了新社会初期建设的“十大纲领”，包括征收高额累进税、实行义务教育等。晚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走向未来新社会的道路思想。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更多，包括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制约，等等。

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对这些思想观点不重视，也不敢研究宣传，所以对非理论专业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根本不了解这些思想观点。改革开放后，对这些观点有一些研究，但仍然很不够。比如，由于研究不够或仍然心有余悸，改革开放后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不敢讲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唯恐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实际上，经典作家的这个观点十分重要，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前途和命运问题。苏联为什么垮台？根本原因是其经济、政治体制太僵化，从根本上限制了人的自由发展，首先是经济上的自由发展。试想，在这样的体制下，一个农民一辈子只能在一个集体农庄劳动，一个工人也只能在一个工厂工作，即使有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也不会满意的，因为这种生活不能满足人追求自由发展的需要。如果全国的工人、农民等都是这样，都感觉不自由，有本事发挥不出来，那么这样的社会还能够长期存在吗？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成功？关键是给了人们自由发展的机会，数以万计的农民可以进城搞建设，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而且又有政府的宏观调控。

实际上，经典作家的很多新社会建设思想都还有待深入研究。比如，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实行义务教育、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消灭三大差别、转变政府职能等思想观点，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需要认真梳理研究；征收高额累进税思想、限制或废除继承权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已经160多年了，北欧一些国家都实行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很好地实行；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仍然需要深入研究，这对于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争取国际话语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有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三是要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起来，打造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其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相同的。经过9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很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如何把二者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讲清楚，把中国马克思主义从学理上总结好，使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能够进入学术体系、教学体系、话语体系，成为人们思考和研究的对象，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大家知道，我国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源于上世纪50年代从苏联借鉴的体系，包括教科书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苏联体系对我国的影响很深，不仅在大学，而且在中小学也是这样。不可否认，这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但由于这个体系跟当时僵化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一样，长期不变，束缚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人们的思想。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体系不断被冲破，但新的体系一直在探索中，这同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是一致的。2004年，中央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始了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全面升级改进。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初步探索出了一套新的体系，为我们打造成熟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打下了基础。但与形势发展的要求相比，这套体系还不太成熟。比如，大学教材中的苏联教科书体系痕迹仍然比较明显；西方学术观点引进了不少，但消化吸收不够；作为其主体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总结不够，政治性较强，学理性欠缺；融通中外、古今不够，拿到国际上还难以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实践指导性不强，概念化的东西较多，科学性、规律性的东西较少，操作起来困难较多。

围绕构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24字的总思路，即“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4]这就为我们做好这一工作指明了方向。其中，关键还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来研究和回答国内外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好，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使之上升到规律的高度，能够进入国际学术领域，包括学科领域、教材体系、话语体系和研究体系中。这个任务完成得好，就不仅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理论支撑，也能够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1][2][3][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