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教授　张晖明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环境下，产能过剩的总体态势会对部分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带来影响。加之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增加了投资选择的复杂性，必然表现为微观的企业投资行为更加审慎。况且，对于民间资本而言，还存在金融体制、投资准入等方面的掣肘。因此，不能用投资回落特别是民间投资下跌，来判定中国经济发展不乐观。

　　在投资和出口数量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消费增长的强劲势头填补了这一不足，支撑着GDP的稳定增长。这预示着，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力量逐渐转向以国内市场支撑为主，同时也说明经济发展更好地满足了居民消费增长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与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相符合，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动力结构正在稳步调整。

　　2015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为6.9%。新近公布的2016年上半年增长速度是6.7%，由此给人的直接感觉是经济下行压力还在。人们不禁要问，下行惯性是否得到了遏制？进一步也许还会提出以下追问：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走势是否已经开始“筑底”？速度背后，中国经济运行方式和动力结构转型的实际质量又如何？

　　持乐观判断的学者，主要以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作为讨论分析依据，且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说明继续保持相对高增长的现实条件，从而判断只要找准改革深化发力点，就能够使中国经济继续回到相对高增长轨道。

　　持相对悲观观点的学者，主要是强调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转型升级的“惰性”，加之劳动力成本上升，特别是一些体制机制的深层次难点难以克服等因素，将导致经济下行之势难以得到遏制。

　　悲观也好，乐观也罢，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深化推进改革开放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事实上，从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统计的主要指标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积极看待中国经济的前行态势。

　　分季度看，今年一二两个季度速度持平，似乎开始显示出“走平”“筑底”的迹象。然而，另外一个指标却又让人纠结，这就是上半年的投资数量有所回落，增长幅度回落到个位数。同时，构成GDP产出需求总量的另一个指标内容—外贸出口，受外部市场不景气的影响，货物贸易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2.1%。对此，有学者认为，投资增速回落到个位数，正是说明中央政府已经改变“大水漫灌”的宏观调控做法。政府投资没有出现随意扩张，符合投资结构优化、投资主体从政府逐步转向企业和民间的改革取向。

　　不过，在投资和出口数量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消费增长的强劲势头填补了这一不足，支撑着GDP的稳定增长。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3.4%。这预示着，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力量逐渐转向以国内市场支撑为主，同时也说明经济发展更好地满足了居民消费增长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与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相符合，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动力结构正在稳步调整。

　　但也有人对投资下降态势的解读是，总体上的投资回落，反映企业对未来发展预期的积极性不高。特别是，民间投资同比增长仅为2.8%。

　　对此，其实需要作进一步分析，尤其是从宏观微观互动关系加以审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环境下，产能过剩的总体态势会对部分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带来影响。加之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增加了投资选择的复杂性，必然表现为微观的企业投资行为更加审慎。就此而言，投资有一定幅度的回落，是一种相对正常的经济现象。况且，对于民间资本而言，还存在金融体制、投资准入等方面的掣肘。因此，不能用投资回落特别是民间投资下跌，来判定中国经济发展不乐观。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新旧动能的转换有很大的挑战性，难以一蹴而就，一定存在许多痛苦和困难、存在较大的成本，需要有定力和恒心。细细来看，经济领域中的一些新现象、新数据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

　　比如，看新设企业数与注销退出数的对比。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4万户；而同一时期，共注销吊销企业87.82万户，平均每天“死亡”的企业数4852户。这反映出当前的市场经济还是很有活力的。

　　再如，看新兴技术与传统产业技术、服务型产业与传统制造型产业领域的企业结构变化。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1%，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时，第三产业新登记企业数同比增长30.2%。服务型产业的快速增长，还带动了就业数量的增长。这是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就业却能有所增长的一大原因所在。这一情况，同样反映在就业结构优化和居民生活消费结构和质量的优化。

　　客观上说，技术升级具有相当的难度，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积累。2015年，我国研究与发展的投入比上年增长了9.2%，其中企业投入占到77%。今年，各地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特别是，国家统计局对相关核算方法进行改革，将研发投入从原来的中间消耗修订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这将更加鼓励和引导企业重视此项开支的投入。历史经验证明，对于技术进步需要保持持续的投入和执着的行动。尽管这种投入要产生效应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我们不能对此有什么犹豫，更不能有所畏惧。现阶段，我们要对后发展国家技术进步和赶超行动的一般规律有清醒的认识，及时发现并呵护新技术成长，着力变革技术进步政策和企业组织政策，加快技术变革节奏和步伐。

　　宏观经济走势的另一个制约因素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如何认识这个问题？有学者对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提出批评，认为“现行的劳动合同法让中国损失几十万亿元”。意思是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不恰当地抬高了企业运营的成本，使之失去市场竞争机会，进而成为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因素。

　　这一说法是不客观、不科学、不成立的。理论上，经济增长速度与劳动者的贡献分不开，经济增长成果应首先让劳动者分享。这样才有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形成劳动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也注意到，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进步的不同方式和不同阶段，对劳动生产率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造成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比产生偏离，这种偏离，与构成企业生产、产出能力和效率的多个元素相关，不能只是将之归结为劳动者工资成本的上升。因此，说劳动者工资上升影响企业竞争能力和企业发展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一种无视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歪理”。

　　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如何消解，不是没有应对之策可以寻求。如何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等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我们其实有很多招数可以用。例如，从产业准入、政府服务、物流组织、技术进步、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社会保障费用负担缴交以及企业内部管理优化、劳动者技能学习培训提高等角度出发，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