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多年前,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时,马克思、恩格斯写下了纲领性的《共产党宣言》,向全人类宣布,共产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谋利益求幸福,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没有自己任何的私利。中国共产党把这种“为人民谋幸福”的思想主张,叫做党的根本宗旨,就是毛主席在纪念八路军战士张思德时所概括的“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
必须清楚权力是人民给的
什么叫为人民服务?服务者,公仆也。我们现在某些领导干部之所以滥用、用坏自己手中的权力,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没有搞清楚这些权力到底是如何才“到手”的,误以为是自己的造化或者高素质所带来的。
当年,有美国记者问毛主席:“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主席回答:“人民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地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因此,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公仆与主人、代表与被代表、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其他任何关系。这种服务是应尽的责任,我们应该时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尽不到责任,人民就会把权力收回。看党员干部是不是牢固地坚持了党的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明确要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当前,人民群众自身利益格局的分化比较明显,践行党的宗旨的着力点,就要看党员干部能不能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和维护困难群众、弱势群体的利益;必须着力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政治艺术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推进改革发展的同时努力遏制利益分化的趋势,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必须坚持党的根基和力量在人民
党的宗旨意识源于对人民主体和主人地位的认知与自觉。邓小平同志讲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一表述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常说实践是个大课堂,人民群众则是最高明的老师——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新点子,都在实践中,都在群众中。“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党只有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汲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增强宗旨意识,永葆先进性。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党来自人民、代表人民、是人民的公仆,强调“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最大危险”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执政党脱离群众的极端危险性和严重性。
党群关系的密切程度,始终都是党的宗旨意识强弱的根本标志。执政以前,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党一旦离开群众,就无法生存;执政之后,党掌握了巨大的公共权力和丰富的可支配资源,这一方面有助于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也可能让“社会公仆”变成为“社会主人”——个别党员干部有了追求个人享乐的条件,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受官本位意识影响,宗旨意识淡化,漠视群众利益,做官当老爷,有的甚至利用手中权力为个人捞取不合理的和非法的私利。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所以,增强宗旨意识,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
必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不忘初心,牢记宗旨,防止“社会公仆”变成为“社会主人”,其根本目的正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人。执政党在保持社会公仆本色不变的前提下,怎样保证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人呢?其结论早就十分明确: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让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共产党执政的一般规律,是增强宗旨意识的根本所在。远在实现全国执政之前的延安时期,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中共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得非常干脆:“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不忘初心,牢记宗旨,必须强化对党所掌握的公共权力的监督,即 “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0页)。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关键。
监督的逻辑起点在于,任何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从坏处着眼,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阐释的那样,在设计民主政治制度时必须把一切官吏假定成“无赖”。这就像机场安检一样,虽然知道并不是所有乘客都是安全威胁者,但必须把他们都假定成潜在威胁者,让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接受安检,这样才能保证飞行安全。而我们的传统监督机制往往是自上而下,上级监督下级,干部监督群众,公仆监督主人,以至于各级都来监督群众,群众权利匮乏;而那些位高权重者却少有监督,特别是一些地方、部门的一把手,长期处在监督的真空和断层。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对“官员无私”的假定,实行高激励、严约束;我们要变上级监督下级为下级监督上级,变领导监督群众为群众监督领导,变少数人监督多数人为多数人监督少数人,变公仆监督主人为主人监督公仆。这样一来,老百姓说话才有人听,才能使我们党的干部受到外部压力和外在制约,去真正代表人民行使权力。( 李抒望 作者系青岛市委党校教务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