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毛泽东为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教条主义思想而撰写了《调查工作》一文。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图为1961年毛泽东修改过的《关于调查工作》。

邓小平为中央工作会议撰写的提纲。

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十分注重科学的领导方法的总结和运用。为此，毛泽东把“方法”比喻为“桥或船”，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之后，中共中央还发布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件，要求广大干部“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指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克服后者。”回顾中国共产党95年的发展历史，有以下领导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一切领导干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说，作为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这就意味着，每位领导干部只有心里装着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处处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自己成绩的重要评价标准，那么，他的领导方法才能称之为是积极成功的。正因为如此，从民主革命时期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就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作为自己领导工作的重点，认为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对此，毛泽东曾反复强调，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中共七大则将“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确定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并认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为党在全国执政后的基本领导方法。为此，中共八大指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改革开放后，党的建设工作千头万绪，密切联系群众，依然是“最根本的一条”。它不仅是党“根本的工作路线”，而且是党“根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则明确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作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目标提出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号召全党“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中共十八大以后，随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成为干部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他认为，“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为了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他还要求：“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的确，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其视为根本的领导方法。

实行民主集中制，广开言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民主集中制，是“领导班子的根本工作制度，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克服困难，渡过重重难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保障。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它既充分发扬民主，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供了基础，又实行正确集中，为党的决议、政策的形成和贯彻落实提供了制度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作为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毫不懈怠地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其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一种重要的领导方法。

回顾党的历史，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总体上是比较严格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鉴于在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过程中，比较突出的存在“民主发扬不够”的问题，甚至有时候“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因此，主要领导干部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否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能否做到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使广大干部养成民主的作风，毛泽东提出过很多有益的建议。他认为，各级领导干部，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应该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两条原则。他说：“我们不怕人家批评，我们是批不倒的，就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也不怕批评，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错误这一条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邓小平也主张广开言路，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由此可见，能否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关键在于主要领导干部是否有容纳批评意见的气量。只有“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集思广益，才有可能进行科学正确的决策，就像开“政治工厂”，“原料贫乏制造出的东西就不像样子，所以我们要收集原料。打开窗户就使原料有来源。”

除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领导干部还要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有利于修正错误，防微杜渐，而且还容易形成民主气氛，从而团结更多的人。延安时期，有些领导干部对于下级的批评，表示无法理解和接受，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语重心长地说：“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从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也多次强调“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效武器。”的确，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对各种批评，领导干部如果能真正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深刻剖析和检查自己，开展诚恳的互相批评，触及思想和灵魂，那么，其领导水平及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无疑都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决策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文中，毛泽东认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延安整风开始后，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更是注重调查研究，要求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为“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楚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呼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要有理论指导”，“要踏踏实实地、不抱成见地去做调查研究”等。这都有力推动了调查研究方法的贯彻落实。改革开放后，调查研究的领导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决策环节，成为科学执政的重要体现。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在实践中又进一步丰富了调查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

开展调查研究的方法很多，其中，有几个方面至为关键，不容忽视。一是调查研究不要先入为主，本末倒置，而是应该先调查研究，然后再下结论，即“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二是调查研究一定要领导干部亲力亲为，不能委托他人代替，也就是说，“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这主要是因为直接与基层干部群众接触，“面对面地了解情况和商讨问题，对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用和间接听汇报、看材料是不同的。”三是调查研究时，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切实抱着学习的态度去了解情况。如果调查研究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同样，如果调查研究只是走过场，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那么非但起不到好的作用，而且会“严重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也损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形象。”所有这些都是调查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只有进行了深入的正确的调查研究，才有可能进行科学的决策。

统筹全局，抓紧中心工作，学会“弹钢琴”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一个领导干部无论从事哪方面工作，心中时刻都应该具有全局观念，明了自己所领导的各项工作在全局工作中处于什么位置、发挥什么作用，分清主次，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工作对全局工作产生积极正面的作用。对此，毛泽东曾进行过十分精辟的论述，认为“统筹全局”不只是领导方法问题，而且也是一种领导艺术，指出：“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邓小平也要求领导者“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江泽民则把胸怀大局、“坚持以大局为重”，确定为“党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更是强调领导干部要有全局意识，说：“大家来自不同部门和单位，都要从全局看问题，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只有这样，最后形成的文件才能真正符合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可见，具有全局意识，具备统筹全局能力，是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必备素质。

由于“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因此，领导干部要做到统筹全局、有所作为，仅有全局意识还是不够的，还应该既能找准、抓紧中心工作，又能很好兼顾其它工作。也就是说，要学会统筹兼顾。毛泽东曾形象地将这种“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它方面的工作”的方法比喻为“弹钢琴”，说：“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在毛泽东看来，“弹钢琴”方法的关键是紧紧抓紧中心工作或主要工作不放松。他认为：“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对于做事毫无重点的方法，毛泽东是坚决反对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形势复杂，头绪繁多，他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不要多端寡要”、“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抓住主要矛盾、突出工作重点。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强调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对其它工作的关注，而是相应地提出了“统筹兼顾”、“四面八方”的方法。这些都是毛泽东倡导的“弹钢琴”的领导方法的主要内容。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进入攻坚克难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统筹全局，抓住中心工作，学会“弹钢琴”，对于一个领导干部尤为必要。这样既有利于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局面，又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对于推动主要工作的完成必不可少。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进行过专门论述。他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统筹谋划深化改革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注重推动各项改革互相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又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关节，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倘若各级干部都能按照这一要求学会“弹钢琴”的方法，在各自实际工作中切实能做到顾全大局、抓紧中心、统筹兼顾，那么，改革过程中即使面临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这是改革现实对科学领导方法的呼唤和要求。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95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这些好的领导方法与优良传统，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紧随时代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大胆创新，及时发现并总结出新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会更加稳固，中华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才会更加接近，指日可待。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部教授)

经典案例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0年夏，因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共产风”抬头，农业大幅度减产。而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中央领导们急需一个改善的根本办法。12月24日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和1月1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还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率先身体力行，派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为期10天至15天。

1月26日，毛泽东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广州，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等七个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话。此后，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此后，中央领导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进行了44天的调查。在天华大队，他用化名和“分队长”的公开身份，住在养猪场。

与此同时，中央新派出了大批调查组。当时的情况使调查研究具有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堪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的典范。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出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共212人参加会议。

会议进程中，两次突破原定议题对有关问题进行热议。第一次会议安排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和有关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时，讨论刚开始，谭震林就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一些历史问题平反。陈云在12日的发言中，提出要重新评定陶铸、彭德怀等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等六条意见。他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热烈响应，于是各组发言的重点都集中到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以及党和国家的民主法治问题上。粟裕讲，“四人帮”长期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其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只能是上级对下级或平级之间，下级不能或不敢批评上级。谭震林说，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意见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张爱萍说，在悼念周总理问题上，“四人帮”的无理意见怎么能在政治局通过?让多数服从少数，这不正常，是严重教训。于光远在和别人的联合发言中提出：民主不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靠不住的。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根据与会者的强烈要求，及时就平反冤假错案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决定今后不再设专案组，党内的交纪委，涉及司法的交由司法机关办理。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为热点后，政治局特别是华国锋并未因其未列入会议日程而阻止讨论，依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三人在闭幕会上的讲话就此进行了总结。

(以上参考韩光宇：《党史上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会议典范》;山旭：《影响中国的三次调查研究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