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56年8月15日邓小平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八大的通知。八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初步成果，拉开了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幕。（陆琴）

半个多世纪前的1963年5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这些论断也一再被中国共产党诞生95年来的历史所证实。

今天，我们讲要坚定理论自信，这种理论自信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来源于实践，来源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一般地说，这是对的。但是，仅仅止于此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思考，这种理论自信到底来源于什么样的实践？

“师夷长技以制夷”只能沦为满腔热情的空谈甚至幻想，要彻底改变凄苦命运，必须进一步寻求先进科学理论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曾在大部分时间里遥遥领先西方，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直到清康雍乾。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东方的古老中国进入历史的岔路口，且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此之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有了百余年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

那是中华民族风雨如晦的悲剧性年代，也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觉悟性时代。出路何在？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求索和不屈不挠的抗争。魏源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一些人提出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也有不少人希望通过改良的途径如维新变法运动以及立宪运动等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更是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没有最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亡国灭种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于中国人民的头顶之上。

1949年6月30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曾把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他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一句话，以西为师，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后尘，穿别人的鞋，走别人的路，是一概行不通的，都不能为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能沦为满腔热情的空谈甚至幻想。而要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人民的凄苦命运，就必须进一步寻求一个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进科学理论，必须找到一支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阶级力量，必须探索出一条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途和正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科学命题，所谓化者，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

理论源于实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0年7月，毛泽东就曾说过，一个革命团体，不应该徒然成为“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而应该成为“主义的结合”。“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也有一个落地、扎根、发芽、开花、结果的问题。同样，走俄国人的路，也有一个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上经历了长期的思考过程，在实践中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提出了“先占乡村、后取城市”即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终使过去那种囫囵吞枣式的革命失败后所留存下来的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与十月革命相比，暴力革命呈现的形式相同，但我们党痛定思痛之后推进的暴力革命所展开的路径则是迥异的。

历史进程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从哪里开始。86年前，即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该文有两个著名的小标题，即“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前者讲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后者则使用了3个“中国”的字眼。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深知，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但它并没有停留于19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但它却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和实践。

1938年，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所谓化者，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1942年，毛泽东又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历史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一条革命的胜利之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并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第一次结合”的大文章，这既是来自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智慧，更是来自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自信。

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恰如在临帖后独立，在独立后创新

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并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掌握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和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却是一个千孔百疮的破烂摊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同样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

社会主义改造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创造了许多新的东西。但是，毛泽东清醒地认为，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内容更多一些。1960年4月30日，毛泽东总结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我们可以把这一深刻的反思概括为“写字论”。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突破教条主义的过程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曾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因此，他又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实际上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帷幕。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在探索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进一步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但是，提出“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并不等于就能够顺利、完美地实现这一“结合”。这一“结合”，依然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实践过程。我们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走了很多、很大的弯路，留下了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性遗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行程。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几个月，邓小平就曾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这就是说，邓小平进行改革思考和路径设计时，从一开始就是基于苏联模式属于“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的认识，从中国和苏联的模式、体制和制度的层面着眼、着手进行改革的。就此而论，改革开放的过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突破斯大林教条主义和苏联模式的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来源于历史的比较，来源于实践的验证，来源于真理的力量

在三十八年的伟大实践中，善于披荆斩棘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代中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和人民特色，愈益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创新价值和世界适用价值。习近平总书记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胸襟一再表示，中国愿意为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发展中的中国期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愿景。这是一种善意的释放，更是一种自信的表达，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历史的比较，来源于实践的验证，来源于真理的力量。这既是实践发展的逻辑和理论发展的逻辑，也是实践发展的真实和理论发展的真实。

在今天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也不会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也不会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也不会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所谓“根本性问题”，就是至关重要的道路问题。“‘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同样，也不能“左脚穿着右脚的鞋——错打错处来”。我们可以把这一充满哲理的论述概括为“鞋子论”。“鞋子论”与“写字论”同工同曲，用来说明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极其生动而贴切。相比较而言，“鞋子论”则体现出一种更加深邃的历史视野、更加宽阔的世界视野和更加清醒的中国视野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悟性、政治定力、政治自觉和政治自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重而道远、道宽、道已明

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远未结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步伐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诸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并逐渐趋向于构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理论的作用在于指导实践，在于破解问题特别是难题。在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的正确指引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同一些发达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一些新兴经济体陷入发展困境以及一些国家发生社会动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既证伪了“中国崩溃论”，有效地抑制了在中国发展问题上的噪音、杂音，同时也再次证实了照抄西方理论、照搬西方模式根本行不通，更解决不了21世纪中国面对的所有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但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绝不能仅仅像黑格尔所比喻的“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那样对历史作事后的总结，而是更要像毛泽东所形容的“报晓的雄鸡”那样对未来作出科学的预测。

中国共产党95年伟大实践的历史行程告诉我们，削足适履不行，会犯教条主义错误，会化掉中国自己的特色；削履适足不行，会犯经验主义错误，会化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赤脚走路不行，精神可嘉，但行之不远。正确的做法是：按足制履，制履适足，“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新途，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道。惟有如此，才能行稳致远，早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还是那句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重而道远、道宽、道已明！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应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1世纪用中国智慧提出的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难题的中国方案，并体现出自己的理论价值和理论意义。实践出真知。伟大的实践孕育光辉的思想。聚焦人民实践创造，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之所在。因此，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也必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和时代贡献。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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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初期在交锋中式微的主要思潮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然而，当时被中国人当做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流派繁多，泥沙俱下。在当中，马克思主义曾与别的思潮进行了交锋，这些思潮就逐渐式微了。

●无政府主义

一种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在20世纪初就开始传入中国，五四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刘师复、黄凌霜、区声白等。大致可分为三个流派：一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认为互助是一种天赋的本质，社会改革者应该将其从强权的束缚下解救出来，从而让人们能遵循合作的原则进行新社会的建设。二是施蒂纳和蒲鲁东主张的无政府个人主义，鼓吹“自我即是一切，一切都有自我”；三是巴枯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反对政治斗争，反对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认为工团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

对无政府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者与之开展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解决了中国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的问题，使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分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新村主义

一种社会改良思潮，是日本学者小路实笃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1919年经由周作人的撰文介绍正式传入中国，在知识界广为传播并形成一股思潮。新村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建立一种新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协力与自由、互助与独立的社会组织，即“新村”，通过共同协作和劳动实现人的生活，进而实现对社会的和平渐进的改造。

新村主义脱离国家急切救亡图存的现实，幻想走由个人而社会的改良方式，在中国历经了一段时间的流行和讨论。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林育南等一些知识分子都曾短暂地受其吸引，甚至还有过一些短暂的实验，但终究无法实践下去，自然归于沉寂。

●工读互助主义

将互助主义与工读主义等各种新思潮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性质、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极具中国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光祈。它主张财产公有，劳动所得的一部分财物也应当归公；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倡导劳心与劳力相结合，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通过半工半读的互助生活试验，达到改造全体社会的目的。工读互助主义同新村主义等思潮一样，逃避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而主张改良，因此最终被科学社会主义取代。

●基尔特社会主义

基尔特社会主义又称行会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在国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张东荪等。主要观点是反对十月革命和阶级斗争，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还没有形成工业劳动者阶级，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因而不可能创建真正的工人政党，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实业、兴办教育，主张走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道路。

对此，陈独秀、李达、李大钊、蔡和森等纷纷进行反击，形成了五四时期的一场著名论战。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系统回答了中国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有没有劳动阶级和阶级斗争，是进行阶级斗争、社会革命还是进行社会改良等问题。基尔特社会主义在论战中暴露的缺陷和不合理，使之失去了国人的关注，在中国的传播逐渐式微。

●实证主义

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其在中国的最积极宣传者和实践者是胡适。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该文宣传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其思想核心有二：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二是主张社会改良，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由此引发了“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胡适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进行反驳，使更多的人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民应当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观察中国命运的指导思想，应当用革命的手段根本解决中国问题，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