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很长时间里，共产主义信仰不是问题。人们熟悉一个小故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邓小平：“长征的时候你做什么？”回答：“跟着走！”跟谁走？跟共产主义信仰走。如此一个几近无意识的命题，却成为当下困惑人们思想，甚至形成尖锐对立的重大理论问题、政治问题，不能不迫使我们正视并作深入分析。

人为什么要有信仰？根本是为了寻找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也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类才能永续发展。这大概就是古希腊神庙金顶上“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的立意所在。人类无限的认识过程，就是意义与价值的发现与产生过程，也是避免出现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由“绝对价值丧失”而来的精神虚无。由于宗教着力于这样的根本问题，所以伏尔泰说：“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其实，共产主义信仰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意义和价值。习近平早先提出：“学习雷锋的幸福感！”这显然不仅是倡导学习英雄模范，而是引导人们思考一些终极命题：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为人生价值和如何实现价值，什么是幸福和怎样赢得幸福。

关于信仰的特征与本质，我们或许可以作出若干判断。人生活在世间，主要存在于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求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者；要想活得轻松，不要有信仰，有信仰就会产生敬畏和约束，但要活得有意义，必须树立信仰，因为人活着本身没有意义，是信仰带来意义；信仰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不叫信仰，由于看不见而生魅力，进而化作精神归宿。这里再借用现代管理学奠基人德鲁克的观点：“信仰不是非理性的、伤感的、情绪化的、自主自发的。信仰是经历严肃的思考和学习、严格的训练、完全清醒和节制、谦卑、将自我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绝对意愿的结果。”

那么，有了信仰会怎样呢？有了信仰会使一个民族变得伟大，使一个集团或个人变得有力量。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三个以万里为计的活动：万里长城、万里丝绸之路、万里长征。其中一个半与信仰有关，半个是万里丝绸之路，所谓“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一个是万里长征，今天的香格里拉有着连绵雪山，道路艰险而难以逾越，历史上靠双脚从这里走过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侣，另一支是中国工农红军，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精神天堂。更能证明信仰力量的民族是犹太民族，犹太人创立了一神教——犹太教，因为找到了永恒和神圣，所以，历经千年大流散，仍形散神聚，尤其是以1500万人产生出五分之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根源是共产主义信仰。有许多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二战时期，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其叛国的人比侵略军还要多，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因为百年屈辱让整个民族丧失了信心，没有精神支撑，很容易堕落、苟且偷生。中国共产党找到共产主义信仰后，一种前所未有的支撑牺牲的意义和价值产生出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精神力量得以形成，这就是为什么志愿军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能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逼到谈判桌上来，而此前的美军刚刚迫使德国纳粹与日本军国主义投降。美军有人这样说：“中国的军人，面对美军炽烈的火网就像不在意似的，第一拨倒下，第二拨跨过尸体继续前进，还有第三拨、第四拨……他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姿态就像殉道者似的，这大概不是因为命令和纪律，一定是信仰，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憎恶帝国主义，这已经进入他们思想的深处，不，已经深入骨髓。”

既然共产主义信仰如此重要和有力量，为什么仍然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和国际共运低潮？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人质疑共产主义信仰？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理论滞后。马克思满足了革命阶段共产党的理论需要，但没有解决执政阶段的理论支持，至少列宁之后没有人实现理论突破。假如当年列宁不是过早去世，其思想理论继续发展深化，斯大林主义就不会产生，进而不会有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的“秘密报告”，不会有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大批知识分子退党，欧洲共产主义运动陷入衰落。依此逻辑，今天的世界或许是另一种图景。历史地看问题，共产主义信仰的教育实际上是因理论缺失而走了一个弯路。

有人或许提出，我们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行不行？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先作一些相关分析。人类社会抑或国家和民族，都必定建构一种适合本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性格的精神大厦，或者说因为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信仰，哪怕同宗同源。比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再生于犹太教，二者渊源相同，但差异巨大。中国是非宗教传统国家，即便有传入的佛教和本土道教，但都为儒家所改变，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依靠儒家伦理规则维系社会运行的，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终于形成独具特点的精神系统。只是进入工业化时代，儒家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有了一次次文化之争、文化之困。（公方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