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远远超越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变局范围之宏阔、程度之深刻、影响之久远，都十分突出。

　　一

　　所谓“世界之变”，主要表现在大变局席卷世界每个角落，全球范围都在发生不同以往的深刻变化。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矛盾日益加剧，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普遍攀升，极右翼或极左翼政治力量的影响不断扩大。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加重，公平正义问题凸显，强调理性、讲求平衡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实践的空间被严重压缩，短期激烈冲突甚至局部暴乱时有发生。这使得发达国家面临既不能保持现状、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出路的困难处境，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于资本和偏重效率而忽略人民并缺少公平的制度性弊端变得越来越突出。在国内问题短期内找不到较好解决办法而得不到妥善处理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全球和地区事务的掌控力下降，甚至把国内矛盾向外转移，对全球和地区治理造成更大障碍和破坏。这给全球和地区局势造成更多的不稳定性甚至风险。

　　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同样面临多方面的困难，进一步提升发展水平遭遇越来越多的障碍。这一大批国家由于当年殖民者埋藏的祸根和遗留的各种问题，自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科技进步条件和发展资源受限，加上全球和地区环境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减少、地区争端难以根本解决、外部大国政治介入操弄等，诸多原因交织叠加致使发展难题增多和加重。与此同时，面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全球和地区事务的积极作用下降和负面冲击上升，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增强战略自主，加强对所在地区事务的掌控，提升对全球事务的影响。这在短期内增添了地区局势的变数，从长期看则可能推动世界格局的演进。

　　这两类国家各自不同的发展态势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力量对比，一方面依然保持“西（发达国家）强东（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弱”态势；另一方面，从大历史观和总体发展趋势看，继续呈现“东升西降”趋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从2001年至2021年，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所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从78.85%下降至59.0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所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从21.15%上升到40.9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实力的消长伴随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的变化，加上这两类国家特别是其中主要国家内外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势必带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战略力量的重构、战略关系的重组、战略局势的重塑。比如，围绕“全球南方”的话语界定及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界定、相关国家对“全球南方”的战略谋划和政策实施等，就是这种错综复杂的系列联动的一种投射。

　　二

　　所谓“时代之变”，主要指决定和标识当今时代重要特征的世界大势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国家间互动、冲突乃至战争等方面的形态。

　　经济全球化是近代以来影响世界发展的最重要趋势。自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至今，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阶段。在第三阶段，经济全球化释放和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促成了商品大流通、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资本大流动、技术大发展，形成了囊括越来越多国家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和更充分的发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构建实现了联动发展，各个地区内部的一体化程度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水平都得到显著提高，全人类的福祉整体明显提升。以这种物质条件的发展为基础，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环环相扣、利害关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感和共同体感不断增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共同演化的时代大潮流日益突出，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主流持续壮大。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第三阶段造成的负面效应在长期累积之后，持续增大。世界经济社会的分散化和碎片化趋势不断上升，全球层面的人口发展失衡、地球生态环境失衡、财富分配失衡、数字鸿沟、南北差距等变得越来越突出。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化、失衡甚至断裂变得越来越严重，全球层面的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挑战不断凸显加重了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国家内部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参与程度较深、获益较多的少数“成功者”与关联度小、受损较大的多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败者”分化加剧、对立加重，多个层面的文明、制度、种族、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隔阂甚至鸿沟、分歧矛盾甚至冲突变得越来越突出。在此趋势的作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不能通过自身内部利益分配制度改革来解决国内社会两极分化问题的情况下，以及不能通过增加全球公共产品来帮助解决全球性挑战的情况下，转而企图推动构建有利于它们的全球经济新秩序，这就给全球化进程增添了干扰、阻碍、曲折，加剧了世界分化，增大了各国合作应对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的难度。

　　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壮大是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实现大解放，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历史发展轨迹、基本面貌、基本格局的重要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信息化和智能化等趋势快速发展、影响尤为广泛，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交叉融合、集群突破，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对全球创新版图、全球经济格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方面的重塑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各主要国家纷纷推出新的创新战略，加大投入，围绕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能源技术等方面的竞争，尤其是对人才、专利、标准等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空前加剧。西方尤其是美国甚至不惜动用政治、法律、金融等手段来打压竞争对手，极力维护自身在以芯片为代表的高技术领域的科技竞争优势及其相关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高端位置。其他大国以及创新能力突出的中小国家也纷纷发挥各自优势、加强竞争。这种竞争既是人类对重大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性突破的积极探求，将为人类开创前所未有的美好憧憬，同时蕴含着越来越大的潜在挑战风险，可能给世界造成更大的分化和冲突，深刻改变人的思想、民族种族认同、宗教文化伦理，深刻重塑各国经济形态、政治生态、社会结构、政府治理模式等，对世界发展面貌、国际格局、全球架构、人类福祉产生深远影响，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全方位再造。

　　三

　　所谓“历史之变”，最主要的体现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理论学说、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将在全球范围内并存互鉴，而且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将再度增多、社会主义的影响将重新增大。

　　从资本主义的演化看，20世纪90年代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随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延宕并冲击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寡头政治和民主衰退加重、贫富分化加剧和中产阶级萎缩、移民问题凸显和族群矛盾上升、民族主义抬头和民粹主义泛滥等一系列问题凸显。这一系列矛盾不仅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老牌发达国家造成政治挑战、经济安全风险等，而且影响中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等“转型国家”的政治生态和内外政策调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各种难题而寻求“再工业化”“再现代化”，甚至要搞“新型资本主义”，以调解社会矛盾、增强经济韧性和安全韧性。这些变化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发达国家年轻人对相关政治理念和经济诉求等的看法发生明显变化。

　　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16世纪初期西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又经过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大地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社会主义国家屈指可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和“历史终结”的论调一时甚嚣尘上。如今，中国共产党经过100多年的奋斗、牺牲、创造，使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与此同时，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洪都拉斯、巴西7国的左翼政治力量纷纷上台执政，加上之前的古巴和委内瑞拉，使“拉美进步轴心”扩展到9国之多，越南、老挝、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此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解决自身弊端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借鉴社会主义的因素，这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强大生命力和光明发展前景。

　　正是由于上述重大变化，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各国人民都需要作出重要抉择。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