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首次将科技支撑列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理念。随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进入数字化时代，要着力提升基层数字化治理能力，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为基层治理赋能，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

坚持以党建引领推进基层数字化治理能力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一方面，要着力推进基层战斗堡垒数字化建设。要以数字化助推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提升，推动实现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可视化、在线化和数据化，并通过实施一系列智能化的特色党群服务项目，使基层党群服务阵地的工作及服务效能得到显著提升，让基层党组织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战斗堡垒。另一方面，要不断强化党组织在基层数字化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这体现在基层数字化社会治理中，则是要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各项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要坚持以党的章程、规章、宗旨、路线以及方针政策为指导，牢牢把握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正确方向，把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基层数字化治理的各方面、各环节。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组织领导基层数字化治理中的统筹推进作用，积极构建和完善基层数字化治理中的组织联动体系，实时掌握基层数字化治理各项工作开展落实情况，压实压牢工作责任，强化对基层数字化治理的跟踪、考核、评估、管理和监督。

坚持以问题导向推进基层数字化治理能力建设

  当前，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使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在数字化时代，传统的治理思路、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显然不再完全适用，数字化治理作为数字技术与数字社会发展的产物，其突出优势在于能够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直面数字化时代因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的变化所带来的新治理问题。因此，加快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实质是以数字化手段赋能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传统要素，从而应对科技革命新趋势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对基层数字化治理能力的衡量，应该看是否解决了传统治理手段难以有效解决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而不能仅仅看运用了何种前沿性的技术以及建设了何种高端的平台、设施。若不能明确这一点，基层数字化治理便极有可能沦为炫技的“秀场”，难以真正有效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据此，促进基层数字化治理能力建设的方向在于以解决基层治理中的“痛点”“难点”问题为导向，探索构建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社会治理方面融合应用的机制和路径，进而推动形成数据创新应用的全治理链，不断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

坚持以系统思维推进基层数字化治理能力建设

  治理本身是涉及体制机制、决策、监督和实施的综合性问题，需要立足现实状况统筹考虑各种治理因素进行综合施治。在瞬息万变、充满不确定性的数字化时代，社会治理更是迫切需要系统思维，要从整体和全局上把握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增强治理体系诸要素之间的关联性，进而形成系统化的治理方式和思路。从现实情况看，一些地方在推进数字化治理过程中，往往根据不同的领域和功能，由各部门分布式地实施相关应用场景的建设，从不同的方面（如教育、医疗、民政、城市管理等）选取切入点分别予以突破，这就导致现实中一些地方开展的数字化治理难以按照“一张蓝图”式的整体性思路予以推进和落实，实际呈现出各自为政、碎片化发展的趋势，有的甚至还出现平台及应用场景重复建设的现象。鉴于此，各地有必要进一步将系统思维有效延伸至数字化建设之中，着力打造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数字化治理结构，建立健全数字化治理平台和应用场景“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建设、统一运维”的机制，强化对已建成数字化治理平台及应用场景之间在数据、技术、标准、管理和应用等方面的联动、融通，进一步增强数字化治理的整合效应。

坚持将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作为推进基层数字化治理能力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社会治理的初衷和本意在于应用各种治理措施和手段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治理是一项“民心工程”，检验治理效能的关键标准，正在于是否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目前，一些地方在推进基层数字化治理过程中的聚焦点发生偏差，过于关注“数字化”的技术概念而非治理本身，表现为对建设高标准化的指挥平台和借鉴运用前沿性的技术手段比较热衷，希望展现当地数字化治理“高大上”的一面，但对所建设数字化治理平台和场景的实际运用效果却并未进行有效追踪，特别是对给辖区居民实际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度欠缺深入了解，更没有对辖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充分调查与吸纳。针对这一现象，各地在推进基层数字化治理过程中要着重关注数字赋能后的治理措施及手段是否真正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切忌搞“唯技术至上”，一味追求治理技术和设施的先进，这样只会使数字化治理背离“治理”的本意。

  总之，数字化治理的本质在于治理，只是在方法和手段上强调运用数字化技术作为科技支撑助推实现治理现代化。须明确的一点是，数字化治理能力绝不能仅仅从技术性的角度进行衡量，而是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数字化”与“治理”之间的关系：“数字化”作为手段，务必要服从和服务于“治理”这个本质。因此，推动基层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必须坚持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数字化治理的各个环节，有效运用数字化手段和措施解决公共领域的各种错配问题，同时还要注意从整体性、全局性的角度推进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将系统思维延伸至数字化建设之中，有效整合数字化资源、平台和场景，最终汇聚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李恒全 吴大华，均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现代化地方实践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