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中长期目标，就是到2035年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而且加快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是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抓手。

中华文化全景呈现，是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最终目标。

中央文件首次提出国家文化专网概念，应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国家文化专网的首要任务，就是贯通各类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文化机构通过接入国家文化专网，依托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文化数字化的首要标准，就是数据安全标准。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从战略目标到战略重点，从战略路径到战略步骤都做出了战略部署，是推动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一个框架性、指导性文件，从中可以提炼出十个创新点。

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这是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近期目标，即到2025年，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文件开宗明义，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是贯彻落实中央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举措。

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

文化数字化是战略、是过程，文化大数据是目标、是成果。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中长期目标，就是到2035年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而且加快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是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抓手。文件用一组词为这一目标进行定位：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每一组词都内涵丰富，值得深刻领悟。

中华文化全景呈现

这是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最终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统筹利用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全面梳理中华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资源科学分类和规范标识，按照统一标准关联零散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思想理论、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网络文化文艺等不同领域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文化数据源和文化实体，提取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的中华文化元素、符号和标识，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全景式呈现中华文化，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可。

国家文化专网

中央文件首次提出国家文化专网概念，应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国家文化专网是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平台而形成，不搞重复建设。为什么依托有线电视网络而形成？因为有线电视网络是国家战略性战备资源。国家文化专网的首要任务，就是贯通各类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文化机构通过接入国家文化专网，依托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第二搭建“数据超市”，第三提供算力服务，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打造一张同消费互联网并行的生产互联网。

标识解析

国家文化专网要运行，必须得有一个相当于互联网的域名解析的技术系统，我们把它叫做标识解析系统，也就是标识编码登记注册和解析服务的技术系统。同时在各个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装配底层关联服务引擎和应用业务软件。这样就实现了从资源端到交易，再到生产加工再到运营，在消费到体验，一个全生命链条的过程中，由标识解析服务系统贯穿其中可溯源，确保每个文化数据的安全。

文化计算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对数据存储、传输特别是算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文件明确提出要建设具备云计算能力和超算能力的文化计算体系，布局具有模式识别、机器学习、情感计算等功能的区域性集群式智能计算中心，构建一体化算力服务体系，为文化数字化建设提供低成本、广覆盖、可靠安全的算力服务。

数据超市

文件明确，鼓励多元主体依托国家文化专网，共同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支持法人机构和公民个人在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开设“数据超市”，依法合规开展数据交易。“数据超市”是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体系的形象表达，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扮演“中介”，既是供给和需求的中介，也是生产和消费的中介，文化资源数据和文化数字内容的交易平台。

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

文化重在体验。文件明确要集成全息呈现、数字孪生、多语言交互、高逼真、跨时空等新型体验技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线上分为“大屏”和“小屏”两个方面，“大屏”主要是指电视机、户外大屏；“小屏”主要是指手机和移动终端。线下的主要两个方面，一个是宣传文化系统内，包括文化馆、新华书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旅游景区；另一个是宣传文化系统外，包括学校、火车站、机场、购物中心、城市广场、商业街区等等。

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要把规矩挺在前面。一是要全面推进政府运行方式、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数字化；二是要强化文化数据要素市场交易监管；三是做好文化数字化信用评价；四是健全文化数字化统计监测体系。

文化数字化标准体系

文化数字化的首要标准，就是数据安全标准。文件要求在数据采集加工、交易分发、传输存储及数据治理等环节，制定文化数据安全标准；要强化中华文化数据库数据入库标准；要加强标识解析体系建设，推广信息与文献相关国际标准；要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主导文化数字化国际标准研究制定。

（作者：高书生 系中宣部文改办原副主任、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