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新发展”的概念，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新提法。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指导中国发展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新认识、新判断以及我国的发展实践，我们有必要对“新发展”概念所涉及的涵义、特征和意义等问题进行学理上的梳理与分析，从而通过这种理论上的自觉为新发展的实践行动提供一种前瞻性的科学指导。

何谓新发展？

所谓新发展，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新质的发展实践。就其内涵来看，它是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推动我国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的实践趋向。可见，所谓新发展其实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有着密切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新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新发展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实施新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

实施新发展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新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利益的实现问题，具体说是人的美好化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由新发展的这个根本任务必然衍生出两个基本的实现手段：力量和道理。这样，我们在新发展中实际上要完成三种基本的任务：求取利益或称谋利、增强力量或称强力、明晓道理或称明理。就谋利而言，新发展在谋利方面有两点追求：一是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实现中国人民的美好化生存，一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共同发展作贡献。就强力而言，在新发展中，我们还面临着不断增强各种力量的问题，如要持续增强生产力、科技力、治理能力等等。这些力量是我们在新发展中实现和捍卫利益的基本的物质性的依靠或保障。一般而言，有多强的力量，就有多大的利益，力强则利大，力弱则利小。由于利益实现的多少，不在于利益本身，而在于力量的强弱大小上，因而，发展主体为了更好更多地实现自我利益，就必须强化力量、增强国力。广义的力量中还包括着精神理论的力量，即在新发展中包括着“理”的因素或理论手段，简而言之，即要创理、知理、讲理，并要以理为指导。尽管任何发展活动都要解决谋利、强力和明理的问题，但新发展之所以具有新质性，关键在于，新发展是以一种强大的力量、科学的道理去争取一种合理的利益，而非像霸权国家那样以“蛮力”去争取狭隘的“私利”，并且还讲着“歪理”。

新发展的四个特征

在大时空的尺度内，基于纵向和横向的对比而言，新发展具有时代性、国别性、美好性、普惠性等重要特征。

时代性是从纵向的时间角度对新发展的出场背景所做的一种揭示，即“中国的新发展”不是一般的传统意义的发展，而是在新时代的历史阶段出现的发展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新时代是一个重要的时空框架和认知参照，具有分水岭的意义。新时代至少在发展的时间链条上赋予了中国发展以新颖性或新质性。那么，基于纵向的视角来看，新时代的中国发展何以具有新质性或何以是“新发展”呢？关键在于：其一，新发展具有传承性，是以往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的发展经验或发展优势的集大成，即新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保留或拥有了以往不同阶段的发展所具有的诸多优势包括经验、资源、成果等等，这是新发展所拥有的历史基础或“先天”优势。其二，新发展具有超越性，是对以往发展缺陷或不足的扬弃与超越。以往的发展既具有一定的值得肯定和保留的东西，还具有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而新发展的出场恰好克服了这些诸多的不足，这就使得新发展具有了推陈出新的功能和扬弃超越的品质。超越性表明新发展是立足现在而面向未来的，具有强烈的对新时代的适应性和对未来的创新性；累积性则表明新发展不是从天而降、横空出世的，它是从过去走来，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国别性是从横向的空间角度对新发展出场背景所做的一种揭示，即新发展是中国的新发展，而非别的什么国家的发展。就新发展而言，它是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成的发展形态，其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实践创造，是中国奇迹的创造、中国形象的塑造、中国力量的发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美好性是从内容结构的角度对新发展出场背景所做的一种揭示。新发展之所以是新质的发展，关键在于其内容属性上的一系列规定或限定，即自身所包含的一系列内容要素划定着新发展与传统发展的区分，以及与其他国家发展的差别。新发展当然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发展，其美好性呈现出了内容结构上的多维性：在价值取向上，新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坚持的是共享理念，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在结构关系上，新发展是一种具有平衡性的发展；在功能内涵上，新发展是一种充分的发展；在品质性能上，新发展是一种互利型的发展，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共荣；在情感境界上，新发展是一种具有鲜明美化趋势的发展；基于发展与安全关系的角度把握，新发展是一种安全的发展；基于发展与代价关系的角度把握，新发展是一种低代价的发展；基于质量效益的角度把握，新发展是一种高质量的发展；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诸多的美好性内容既是从实然更是从应然角度对新发展的一种认识，它们是一个历史的逐步生成的过程，在新发展的逐渐推进中，这些美好性内容将逐步呈现并不断完善。

普惠性是基于横向的国际视角对新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的一种揭示。中国的新发展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了人类进步的一边，它不仅能够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实现中国的发展进步，而且为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发展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也就是说，中国的新发展蕴含着鲜明的持续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人文意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有“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始终奉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崇高理念；在实践中，中国的新发展解决现实问题、增进人民福祉，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出路和希望。自去年以来，全世界在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方面出现了泾渭分明的效果。在世纪疫情面前，西方之治的混乱和失败，迫使人们呼唤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型发展道路；中国之治的成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光明与美好的未来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理想路径，这种理想路径其实就是一种新发展之路。

走向世界和未来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的历史意义充分表现为，它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是踏着发展的“风火轮”走向世界、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当然，这个发展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发展，我们不可能通过传统发展而走向世界、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因为传统发展只能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而不会解决整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传统发展只会解决人们简单的温饱问题，而无法给人类提供一种引领方向、指明前程的具有发展学意义的方案和出路。因而，在新时代、新阶段，中国人民不但通过新发展来进一步解决自身的问题，而且凭借新发展这一“中国行动”真正引领国际社会设法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发展问题，为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发展提供新时代的中国方案。换言之，新时代的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只能是“中国的新发展”。在国际视角内，新发展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中国要获得别人的尊重，只能靠新发展。新发展不但能彻底解决中国站起来的问题、富起来的问题，而且能真正解决中国强起来的问题。在这里，新发展是释放中国智慧、提供中国经验、展现中国之治、彰显大国担当的基本实践。

同样，就中国发展本身来看，我们也只能通过新发展来创造中华民族幸福与美好的明天。新发展的时代意义在于，它是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载体，它能使我们拥有一个具有高度确定性和有序性的未来。传统发展虽然也能促进我们的发展，也能一定程度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但必须看到，传统发展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它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造成了一种高风险社会。唯有具有了超越性品质、拥有了美好性内容的新发展，才能真正为我们的民族复兴勾画出光明灿烂的未来，使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大道上行稳致远。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