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张占斌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动作为，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构成了“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和突出特色，为展望2035年更长远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引领。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价值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谋划，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战略意义。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更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或经济体的经济循环都会受到国际国内双重因素的影响。从历史经验和国际比较而言，我国作为大型经济体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应以内循环为主并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实现经济体系健康畅通。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更有效率发展的需要。我们有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要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补齐经济循环过程中存在的弱项短板，畅通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环节，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循环效率。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更加公平发展的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打造完整的内需体系，其中既涉及许多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还涉及公平公正发展问题和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需要更大程度地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国际经验表明，这些工作做得好，有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更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新发展格局更强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强调消费和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如此，我国经济发展将更为均衡，也更具有可持续性。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更加安全发展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出现了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趋势，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也带来不少挑战。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就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筑牢国家产业和经济安全防线，增强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当前国内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前景有不少担忧，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自娱自乐、闭关锁国、闭门造车，也不是各自为政、“诸侯割据”，每个省区市都要单独搞“双循环”，要破除这种错误认识，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强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要用好改革关键一招的作用，重点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发挥“中国制造+中国消费”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一是夯实国内循环体系的体制基础，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改革措施必须先行。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回应社会关切，不断在关键性基础性改革上实现突破。要坚持和完善“两个毫不动摇”，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要积极探索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和配置高效公平。要加快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改革，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能力。总的来看，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夯实国内循环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的血脉，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在生产环节，要通过科技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特别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分配领域，重点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流通领域，重点是建设现代流通体系，降低整体物流运输成本，建设交通强国。在消费环节，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完善消费政策，促进消费升级和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

　　三是优化国内循环体系的空间布局，实现各类要素在国内各区域间的自由流动。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打通“区块”“省域”和“城市”“城乡”等不同区域空间之间的经济循环，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在具体实践中，要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为重点，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中西部地区打造新的增长极和增长点，优化区域空间格局，畅通区域之间生产要素配置循环，加强区域、城乡等不同级次的产业链接融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保证国内大循环畅通。

　　四是筑牢国内循环体系的产业根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平衡好制造业产业链外迁和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关系，科学部署重大生产力布局和产业项目。在巩固传统产业链优势的基础上，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推进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重大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提升产业系统化、智能化创新能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化科技自立自强，注重数字经济产业化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加快数字化发展。发挥企业在筑牢产业根基中的主体作用，加大对重要链条和关键环节的研发力度，补齐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短板，努力实现一些颠覆性创新。着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新型产业合作体系，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提升国际循环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我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们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努力重塑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提升国际循环的控制力和稳定性。

　　一方面，要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加快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吸引国际资源来华投资发展。可考虑把深圳、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有利于改善营商环境的改革做法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并逐渐以制度形式把改革成果确定下来。

　　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依托开发区、自贸区、自贸港等，促进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更大范围流通流动，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推动建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制体系，防范化解国际金融风险、产业风险和法律风险。同时，注重研判防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

　　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新发展格局是在大力度改革、高水平开放下形成的，不是国内国际各自独转，而是相互配合、融合发展。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

　　一是强化国内外产业链的关联和互动。近几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疫情可能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内顾倾向明显上升。我们要主动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积极调整国内外产业链布局，形成以国内产业链为基础、努力向国外中高端产业链延伸、内外兼顾的国内国外产业链新布局。建议利用我国和东亚等国在技术链和产业链方面较强的关联度，打造以我国为中心的亚洲垂直供应产业链。

　　二是防止两个循环生态体系的脱钩。要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黏合度。在当前的复工复产过程中，需注重恢复国际供应链。同时，也要帮助一些外贸企业克服困难，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积极拉动国内消费回升、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国内外市场有效贯通。

　　三是推动关键领域的进口替代。应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创新能力和保障能力，逐步实现在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的进口替代。一方面，要拉长长板，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要突围产业链供应链中存在的“卡脖子”问题，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重塑新的产业链。

　　四是打通国内国外循环的痛点和堵点。畅通国内国际循环，不只是畅通人流、物流、要素流，更要促进国内国外市场规则和标准的有机融合。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互促共进，增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韧性和柔性，从制度上、技术上、规则上打通痛点和堵点，推动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