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 中国是个大国，韧性强，潜力大，回旋余地大。这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经济走向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实践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事物和任何问题都不能采取主观和片面的态度，否则就容易陷入机械论和唯心主义。看待经济发展这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更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客观、全面、辩证、积极的立场方法。不可否认，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是比较大的。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不能回避。但是重要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客观条件和能力。我们更应该看到，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的基本条件并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经济仍然具备韧性强、潜力大、后劲足的特征。

一

　　经济学理论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几个关键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资源、科技创新、生产组织效率、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等等。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说，我国有着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这些客观条件和显著优势，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发展积累形成的，也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起点和基础。

　　从物质技术基础方面来看， 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100万亿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市场主体超过1亿，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数量已与美国相当，诞生了华为等一批位于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的跨国企业，经济活力不断增强。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生产组织高，这也是我国能够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国家的原因。同时，我国的科技水平正在从跟跑到并跑、领跑阶段迈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9年中国创新能力居全球第14位，排名连续４年上升。

　　从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方面来看，首先，我国人口超过14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近4亿，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庞大的人口规模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也必然会带来旺盛的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其次，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60%，与高收入经济体80%左右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而未来我国的城镇化率将以每年1%的速度递增，这必然会带动投资消费的快速增长。再次，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较为明显，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差距就是发展的空间，比如基础设施投资，虽然我国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但是目前我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20%-30%，许多领域仍存在不少短板，这为投资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从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有近9亿劳动人口，劳动力资源绝对量庞大。同时，我国一年大学毕业生有800多万人，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9100万科技工作者。这些丰富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显著地提高了我国的知识创造能力。截至2019年年底，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86.2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3.3件，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转为“人才红利”，积极效应正加速显现。

　　综合来看，雄厚的资本积累、强大的高效率的生产制造能力、完善的产业链、广阔的市场需求以及巨大的 “人才红利”，这些供给端和需求端所存在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势能，决定了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韧性，具备长期向好的客观条件。

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条基本原理说明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在探讨经济发展时，不能仅仅局限于资本、能源资源、技术、劳动力等资源禀赋，还必须充分考虑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制度体系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

　　如果把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当作一个舞台，那么即使是具备相似的客观条件，不同的国家在这个舞台上也是会导演出良莠不齐的剧目来。纵观世界进入工业革命的历史，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真正能够实现经济长期较快较稳定发展并完成工业化的非常少，有的国家虽然有着丰富的石油、矿产等能源资源，但是却陷入了“资源诅咒”；有的国家虽然曾经一度取得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却因为采取了错误的经济政策而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国家因为政治制度出现问题，政权倒塌，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动荡、经济凋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一些国家就是最显著的例证；还有不少国家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一直徘徊在不发达的边缘。

　　我们国家能够在短短70年的时间里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从一穷二白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跟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应对风险挑战的制度体系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的优势。

　　在政治制度方面。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资源禀赋要转化为实际产出，社会再生产要实现各部类之间的平衡，就必须处理好农轻重各部门，财政、货币、税收、产业、基础设施等各领域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能够保证各项制度相互协调、有效运转，集中力量解决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二是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民主政治制度，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有效地调节了国家政治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确保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优良的环境。

　　在经济制度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一个显著优势。在具体实践中，一是在所有制层面，我国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所有制格局，既发挥了国有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拓国际市场、维护国家安全、增强我国综合实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发挥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激发市场活力、增加财政收入、促进社会就业、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在分配上，我国的分配制度比较好地处理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既能够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有利于消除剥削和防止两极分化。三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既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不断为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创造条件，比如科学的宏观调控、健全的法律制度、有效的外部规范和监管、完善的基础设施、系统的战略规划等等，从而实现“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有机统一。

三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旅游、餐饮、文化娱乐等消费性行业都遭受到了严重冲击。可以说，疫情短期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但是如何看待疫情对今年以及未来我国经济的影响？短期的冲击并不意味着未来的经济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能否在防控疫情的同时，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对冲负面影响。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发展起来的，而是历经各种风险挑战。比如1998年，当时我国经济遭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洪涝灾害的双重夹击，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内外一片唱空中国经济的声音，但是通过采取有效的经济政策，1998年和1999年经济仍然保持了7%以上的高速增长，2000年后则达到了8%以上。又如，2003年的“非典”疫情也曾造成经济增速短期内下滑，尽管如此，当年经济增速超过10%，并在随后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并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所以，对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要在坚定不移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即使是受影响最大的服务业，疫情过后，积压的消费很有可能会集中释放并迎来一轮高速增长。

　　此外，从技术发展史来看，一些重要的创新创造往往会在因应风险挑战的需求中出现，一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随之诞生，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今天中国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互联网经济就是在应对“非典”疫情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形态。当前，得益于以5G、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知识共享、远程教育、远程办公、远程诊断等一系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正迅猛发展。随着经济运行回到正常轨道，更多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会陆续诞生并茁壮成长，为中国经济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总体来看，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短期的疫情冲击不会也不可能改变这样的趋势。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团结奋斗，充分发挥好制度优势，就一定能战胜疫情，化危为机，推动我国经济沿着高质量发展轨道向好前行。（李民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