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曼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文化方面的建设，民族文化的自信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自信建设等。逐渐提升文化自觉、加大文化交流、注重文化创新，从而增强文化自信，才能够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不竭的动力。

    【关键词】文化自信　时代境遇　文化自觉　文化交流　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思想的导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离不开先进文化的支撑和引领。习近平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可以说是“三个自信”的坚固底色。增强文化自信，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规律，才能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文化自信的相关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文化”一词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颇具多义性和模糊性的概念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文化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在西语中，“文化”最初有耕种、培植之义。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文化”一词才逐渐脱离了其最初含义而具备了知识、精神等现代性的意义。关于文化的定义，可参照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①这个定义将“文化”等同于“文明”，他所关注的不是文化的具体内容，而是强调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价值、信仰、精神等的总和。从这个角度看“文化自信”，宏观而言，是指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可和自豪感；具体而言，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的人民群众对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理想的一种崇尚、一种坚守。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有深入的分析和科学的阐述。马克思在肯定以道德、观念等形式出现的文化必然为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前提下，也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反作用”。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文化与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关系清楚地表述为：“权力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②。马克思认为一个由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的新社会在各方面会存在一些旧的事物，而比如一些旧的文化很可能会形成某种阻碍作用，即文化对于一个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马克思还强调文化对于个人的改造作用，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未来社会的实现在客观上“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③，这其中必然包含一种因社会变迁导致并且需要的文化的改造，不可否认，文化在“化”人和育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培育和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境遇和重大意义

    时代境遇。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认为，整个世界的格局在逐步转变，西方国家曾经所拥有的一些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步被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所消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定时期内，西方国家在整个世界舞台上居于主导地位。对于中国来说，未来的机遇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得多。诚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很多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文化体系产生了怀疑，这对打破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是一次难得机遇。      

    从国内看，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文化方面的建设。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④，毛泽东强调当时的任务是把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明确指出，精神文明建设的好坏会影响到物质文明建设的好坏，“两个文明”都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⑤；江泽民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的促进作用”⑥，即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必然包括文化软实力；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⑦；习近平在访问欧洲时指出要对自身的文化保持“自信、耐力、定力”，另外，2014年9月习近平对“去中国化”的批判，就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十分注重文化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重要作用。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方便、更加密切。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和思想的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思潮之间的交锋也更加激烈。西方通过电视、电影、论坛等方式公开否定并虚无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意识形态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思潮的直接或间接的渗透，对中国来说是一种亟需重视的挑战。因此，增强文化自信，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对于自觉积极地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重要性和紧迫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⑧这个表述强调了在新阶段，要增强文化自信，要在绵延不绝、内涵极其丰富的中华文化中寻找共同的精神家园。文化对民族、国家和个人都有着重要作用。

    首先，文化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支撑。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只有物质和精神上都富有的民族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先进的文化能赋予一个国家独具特色的文化形象。增强文化自信，坚守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确立自身在全球文化中的身份认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增强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基于历史经验，文化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中的地位不可取代。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强调文化对经济建设等方面都有能动的反作用，所以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文化能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班上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⑨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千年智慧的治理经验，有重要的价值，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诸多启迪和启发。

    最后，文化有潜移默化的“化”人和育人作用。符合时代特点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文化能提升个人的思想和观念，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多姿多彩，赋予人奋发昂扬的正能量。先进的文化还能帮助人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对个人的成长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增强文化自信的关键—不忘本来、融合外来、着眼将来

    文化虽然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决定的，但文化也有着相对独立性，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文化自信也是如此。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发生的前提，就是我们应该珍视优秀的传统文化，有些人说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但是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东西，如仁义礼智信、善良、坚忍等优良基因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文化交流是增强文化自信的条件，在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的对比借鉴中才有可能增强文化自信；“明者因时而变”，文化创新是文化自信的基石，一个民族没有创新就没有其特色和灵魂。因此，增强文化自信的关键就是要注意文化的自觉、交流和创新，既不能完全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要注意在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时吸取有益的部分，更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实践的要求不断进行文化创新。

    不忘本来—文化自觉。鲁迅先生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指出“弗失固有之血脉”，“固有之血脉”就是指我国数千年优秀文化中的优良基因和特色。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⑩，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前提，没有文化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在文化多元化和思想多样化的今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有其最根本的内核与核心价值观，这些精神是长期历史地发展起来的，贯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历史的始终。费孝通先生言：每个民族都存在着如何去认识民族自身文化的问题。诚然，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秀和独特的方面，当然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文化自觉是在对文化的思考和批判基础之上形成的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积极的评价与认知。

    首先，文化自觉就是要厘清中国文化之根脉。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因此，“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有着自己的特色和发展规律，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和定位是文化自觉的前提。其次，文化自觉还要紧紧把握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要正视并去除传统文化中一些已经不合时宜的内容，毛泽东的“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中的“剔除糟粕”说的就是此义。我们的文化自觉是建立在上下五千年之悠久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之上，通过文化自觉能够正本溯源，为中华民族积聚绵延向上和向善的力量。

    融合外来—文化交流。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能否交流，有无共性，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如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的 “共存论”就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和主张。米勒批判了亨廷顿的文明敌对论，强调了不同文化可以共存与对话，提倡世界的和平只有在对各种文化持包容态度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诚然，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有差异性，也有共性，但共存之中必然有冲突、冲突中也很可能会有着相同的方面，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的体现。如果能将亨廷顿和米勒的观点看作同一命题的合题，这会对我国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宝贵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即要加强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汲取外来文化中有益的成分，避免用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来对待外国文化。

    长久以来，我国确实出现过闭关锁国的时期，但从整体上看，大部分时期是能够坚持对外文化的开放。在融合外来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全人类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中华文化也在不断发展。毛泽东对待西方文化的主张是“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简练的话语却有着深刻内涵，即在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进行交流时，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要客观、谨慎地审视；虚心学习外国的优秀文化，取其精华“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弃其糟粕。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家学术研讨会时指出：“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加强与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交流，吸取精华的成分，才能更好地发展繁荣本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和国家进行自我封闭，不敢敞开国门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是对本民族不自信的表现，自我封闭不可能带来我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着眼将来—文化创新。创新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化创新和文化自信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增强文化自信，必须要从创新中汲取养分，不断推进我国先进文化的建设，这是实现文化与时俱进、实现文化和时代进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必然要求。同时，通过文化创新逐渐形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和文化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需求，这是增强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在“互联网+”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方便、更加广泛，文化创新需要坚持几个方面：首先，文化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学说，是指引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科学指南，要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这个指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文化创新还应该坚持正确的方向，不能背离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这样才能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注意好文化安全问题。其次，文化创新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即要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精神文化领域之中。最后，文化创新要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和优良基因。文化是一种民族悠久历史的精神积淀，没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只能是一种没有价值的文化，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不会有任何意义。要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突破，根据实践的要求和人民的需求灵活地转变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持中华文化特有的基因和个性，从而增强我们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通过文化创新，才能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增强文化自信，从而提高人的全面发展和全民族的素质。

    列宁说：“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同样地，培育和增强文化自信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逐渐提升文化自觉、加大文化交流、注重文化创新，既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雄心壮志，又要遵循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Edward.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New York. 

    Harper Torch books, 1958, p.1.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第6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4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

    ⑥《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⑦《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52页。

    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页。

    ⑨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第164页，第164页。

    费孝通：《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143页。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9/24/c_1112612018_2.htm.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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