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决定》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为什么加入分配方式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制形式决定分配方式。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即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引者注）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要求，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强调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直到此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涵之一。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中必然包含着相应的分配形式，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为何此次《决定》专门把分配方式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之一呢？

　　《决定》把分配方式纳入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中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决定》强调，“坚持多劳多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强调，“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对马克思来说，其按劳分配思想的历史前提条件是既消灭了私有制又消灭了商品市场。马克思指出：第一，“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第二，“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

　　《决定》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可以说是对按劳分配思想的一个实质性的注解。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目前国际经济形势日益错综复杂，出口受限的大背景下，提高消费比重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增加劳动者报酬则是一个最为根本的立竿见影的渠道。与此同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城乡区域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劳动、资本、土地，作为传统的生产三要素，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演进，已经不能涵盖生产要素的内涵。知识、技术、管理诸要素可以笼统地算作劳动的范畴，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一分子，是随着信息化在工业革命中地位的上升而逐渐凸显其重要作用的。特别是随着物联网、互联网革命性的发展，“数据”作为信息的携带者，其生产力作用愈加显著，也必然会在生产分配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概而言之，把分配方式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之一，更好地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更好地适应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提高最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其现实的针对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很好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一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的重大制度保障。

　　《决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涵，也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回应。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新时代经济社会诸方面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鉴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个重大理论观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和”字去掉，改为逗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字之改，内涵深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这也正是为什么四中全会《决定》在13个“坚持和完善”中专列一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能够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制度成本。

　　《决定》从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以及制度保障等三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了完整科学的阐释，客观上顺应了新时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主观上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创新性相契合。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决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创新，必将为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力量，更加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杨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