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晨

　　近二十年来,电子信息技术在全球各行业内创造了巨大价值,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创新,在助推产业升级、保障产品创新、改善公共服务等方面被视为核心动力。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的拓展与应用,在政府治理、社会民主和国家主权三个层面将持续产生深远的影响,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

　　电子政府:政府治理的新模式

　　尽管互联网的雏形——阿帕网在1969年就已经诞生,但电子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领域内的广泛使用,却被认为与新公共管理运动相伴而生。20世纪70年代以来,“行政国家”带来的政府职能扩张和机构膨胀及其引发的财政赤字让西方国家不堪重负。以英美为首的世界各国为了追求效率,运用市场化和社会化等策略减少政府职能,缩小政府规模,降低政府支出。在政府内部治理上,作为对传统公共行政僵化而低效的批判,新公共管理运动要求政府引入竞争机制,强调在部门内培育“企业家精神”,主张政府职能是“掌舵而非划桨”,应该遵循“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

　　建立在对传统效率主义和管理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倡导的新效率主义(效率、效益与公平)同样离不开工具理性的支撑,信息通信技术在20世纪后半叶的突破性进展无疑为这一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最为现实的技术准备。从管理到服务的政府转型,无论基于个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无论是效率导向还是公平导向,无论工具还是价值,电子信息技术都能发挥所长。凭借其快捷、高效、低廉的基本特点,电子信息成为政府职能转变、制度创新、结构重组和流程再造的“助推器”。其后,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围绕整合资源、统筹管理、协同共享,构建整体型、一站式、无缝隙政府的目标,电子政务顶层设计被提上议事日程。简言之,“电子政府”(E-government)建设是实施“重塑政府”的关键突破口和重要物质保障。

　　在这场与传统“官僚制”的较量中,“电子政府”以其独特的技术方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成长历程。经历办公自动化、“政府上网”及“数字政府”等不同发展阶段后,“电子政府”能够帮助实现政府内各部门间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合作,也有助于公务员系统专业培训的制度化,从而降低行政成本;同时,“电子政府”基本平台的建设和完善,迫使政府信息更加公开透明,也拓宽了公民参与的渠道,促进公民制度化参与,敦促政府不断提升回应能力、改善政府公众形象,增进了政府与其服务对象——公众的互动及其效果,从而带来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持续改进,改善政府绩效。

　　公共能量场的重构

　　技术与社会关系是现代社会科学中长期悬而未决的原命题。新技术究竟能否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或者新技术的产生和运用只是特定社会时代的结果,这个问题在互联网治理中同样存在,尤其涉及互联网与民主关系的探讨,就显得更加复杂。

　　马克思被视为技术决定论的开山鼻祖,即认为“技术发展是内生动力的唯一结果”。以此为据,乐观主义者声称,第二代互联网(Web2.0)具有互动多元、自由平等、民主利他等“内嵌特殊规则”的固有优势,因此,大多数的体制变化可以借助于互联网的力量。当然,在实际分析中很难清晰界分纯粹的技术决定论还是社会建构论,大多数学者还是采取相对辩证的态度。有的学者认为要对“组织背景和网络化环境的相互渗透进行重新思考”,而“被规制的技术”(enacted technology)仍然承认技术能够带来显著变化。另一些学者则强调技术决定政治,更关注文化、政治等非技术因素如何左右信息发展。“政治化的技术”概念的提出,则为这两种分析路径的合流创造了条件。

　　然而,就在世界各国将互联网技术看作迈向管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时,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随着互联网在工业、金融、商贸、交通、物流、教育、医疗、民生等领域的广泛运用,所谓“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为突破传统社会对话结构的两极谱系,开创出具有公共能量场特点的后现代国家治理奠定了基础。德国政府在1999年制定了“德国21世纪的信息社会”行动计划后,相继出台和实施了《国家宽带战略》、《信息通信技术2020创新研究计划》和《云计算行动计划》等多项网络规划。互联网技术对各行业的渗透,带来的究竟是对官僚制本身的摒弃、增进社会民主和开放性公共空间的形成,还是强化国家意志、增强国家控制能力,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全球互联网治理:“国家主权”的再造

　　早期的互联网治理,主要依赖技术专家们的科学研究成果。通过各大高等院校设立的信息研究所和互联网工程小组,创立互联网领域的技术规范和基础文件,从而落实互联网协议和物质架构的设计和监督。随着信息技术在商业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应用,非营利组织开始加入到互联网治理结构中,承担维护信息秩序、推动知识传播的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将互联网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建设作为迈向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相继提出国家网络发展战略。尽管起步有早晚、发展有快慢、水平有高低,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欧美等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高度重视网络资源的开发利用。

　　2013年6月,美国前中情局职员爱德华·斯诺登向全球掷出舆论炸弹:历时6年、代号为“棱镜”的美国监听计划就此曝光。世界一片哗然,以英国、欧盟为代表的美国“盟友”均表示“寒心”、抗议。向来高举自由旗号的美国,对内监控民众邮件、聊天、视频、照片,对外竟然窃听默克尔等外国政要的手机通信。这场骤然曝光的“棱镜”事件,在全球范围内拉开了信息主权之争。目前,俄罗斯、德国、日本等50多个国家制定了网络安全战略,并有40多个国家在网络安全机构之外,还专门成立有网络部队。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美欧阵营”的分化,伴随“新兴阵营”的崛起,变得更为微妙。2013年初俄罗斯建立国家计算机信息安全机制、2014年巴西签署《互联网宪法》都被视为对美国全球信息霸权的有力挑战。

　　全球网络政治时代的到来,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面临一场全新的变革与挑战。对这一全球国家间竞争“新高地”的争夺,也许将主导世界秩序和格局重构的基本进程。反观当前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和网络治理,尽管已有诸多成果和重大进步,然而与国际先进水平和社会发展需求之间仍存在差距。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互联网+”概念的提出,进一步从国家层面上认可了新常态下电子信息技术对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