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管理与制度这两项文章，要全力做好做足，以新的动力体系支持我们冲破一系列供给约束、供给抑制———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所追求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整体跃升新境界，是支持我们在实现“全面小康”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最关键的动力机制

    “供给侧改革”是各方热议的一个主题词。从概念上讲，“需求”和“供给”是经济社会中相辅相成的一对概念，政府的调控职能，就在于怎么样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在调控的“技术路线”上，过去就已很清楚地区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而现实生活中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成熟的主要是需求管理。中外从理论到实践，应该讲长期忽视了供给管理。尽管对供给管理的分析认识还相当薄弱，但可观察到的调控实践中间的供给管理经验总结却不可回避———事实上，美国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框架，实行了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供给管理措施，最关键的是运用公共资源对花旗、“两房”注资，一直走到对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极大地扭转了市场预期，带来了以后使全局稳定下来的走向复苏的新阶段。中国这几年在积极探索货币政策的所谓总量型政策工具的结构化运用方面，也体现了过去需求管理所不能够解释的政策要点，财政政策方面更是不得不特别注重和多次强调结构优化问题。

    关键的供给首先就是制度供给

    对于中国来说，作为转轨的经济体，要实现现代化，关键的供给首先就是制度供给，改革就是要解决以“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过去人们一向注重需求管理，所内含的理论假设是供给侧环境为完全竞争，由市场自发解决结构问题，但恰恰实际生活表明，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在现实中必须做矫正还原，考虑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怎样理性地加上政府的结构优化政策措施，以合理促进资源配置优化———这一新认识框架客观上所要求的，总体而言，是既避免市场失灵也要遏制政府失灵，这当然就复杂得多。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努力，是在供给侧打通物质生产力和人际生产关系的视角，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互动与结合处理好———中国现在最主要的发展理念、排在第一动力位置的创新驱动，实际上就是要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相结合，而三层互动里面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以制度供给为龙头的全面改革阶段的攻坚克难。

    当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概念，直接对应了对现在的“新”已明朗、“常”未实现的新常态怎么样认识、适应和引领的问题。在这个引领方面，我们主观可为的有统领意义的事项，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一路走来，依据最高决策所要求的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体系化的现代发展理念，如何通过供给侧创新为主的系统工程实现新一轮生产力的解放。所以，从基本、核心的理念上讲，所谓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强调的就是改革为统领、结构优化为着眼点、使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在深化改革中解放生产力的系统工程。经济增长中间“中高速”的直观表现到底是7%左右，

    还是6.5%左右，不是关键———虽然“十三五”规划期间需要年均GDP增速6.52%以上，才能对接全面小康指标，但真正关键的是在底线守住的时候，还一定要追求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还要形成长期发展的后劲。这样的供给侧视角，又明显不同于需求管理的年度短中期视角，必然追求短期与中长期的衔接、追求实现长期的战略性的　目标。所以我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决策层的精神实质，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还必须使三中全会以来部署的顶层规划中的改革任务，取得决定性成果。因为全面小康只是中国梦实现过程的一个节点，关键在于形成后面的可持续性和发展后劲。

    以科技和制度构建新动力体系

    供给侧至少有五大要素，即劳动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管理与制度。对这五大要素，国际经验分析和中国实践都可以论证，在一个经济体的起飞阶段，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前的发展过程中间，前面三项更容易体现出支撑力，更容易发挥动力作用———中国就是这样:一旦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建设为中心，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的低廉劳动成本一直支持我们发展到世界工厂;传统体制下土地资源开发没有与市场对接，而一旦对接，在物质利益驱动下，展现了生机勃勃的发展进程;再看资金与资本，原来我们自己严重匮乏，靠引进外资，同时带来了管理和技术，于是支撑了我们的发展，使民间资本完成原始积累以后又迅速雄厚起来。但这些在后来又迎来了一系列挑战:如原来的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变成招工难、用工贵、民工荒，劳动成本不断升高———这表明中国的人均收入提高过程中低端劳动者收入这几年比总体提高得更快一些，正面说是好事，但负面说，同时必须注意到这也就是我们原来一个重要的相对优势的丧失，因而我们的传统制造业不得不往外转移。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问题、扩大建成区的征地拆迁补偿等方面越来越多的问题，以及自然资源粗放使用已不可持续的问题等等接踵而来，在这前面两项因素的支撑力明显下滑的同时，现在中国资本运用的突出问题变成了大量资本在寻找什么是合适的投资对象，常规投资项目的边际收益递减已经普遍化地摆在我们面前。所以要引领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地打后两项的主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以走创新型道路产生生产力乘数效应的供给侧最重要动力来源之一;同时特别要以制度方面的变革，打开千千万万的企业、事业单位科技人员聪明才智与潜力活力释放的空间，这是中国最主要的“最大制度红利”命题。从这个意义来讲，制度这个要素甚至要高于技术。

    总之，五大要素后面这两项的文章，要全力做好做足，以新的动力体系支持我们冲破一系列供给约束、供给抑制———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所追求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整体跃升新境界，是支持我们在实现“全面小康”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最关键的动力机制。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