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篇随笔是思考一个问题。在工业化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知识从哪里来？

　　这是受了朱锡庆教授《知识笔记》的启发。朱教授将经济发展最终归为知识的积累，而中国的开放与改革，帮助几亿人学来了现代工商业社会所需要的生产与交易知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卷入了世界经济的合约关系网。经济于是发展了起来。

　　朱教授的分析很有见地。可不是吗，要素资源，生产技术，经营管理，说到底都是知识。没有将石油转化为能源的知识，没有石油开采的知识，石油就是一种物质，怎样也算不上资源要素。没有组织工人的计件工资、绩效考核的知识，任劳工再便宜，也生产不出产品。没有金融机构疏通资金的知识，有了钱也只能存在箱子里、埋在地底下。归根结蒂，经济发展是知识的积累。

　　问题是，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积累的是在农村生活、从事农业生产的知识，工商业所需要的现代合约知识，又从哪里来呢？朱教授的答案，是开放引入了港资台资等外源性知识，让上亿农民在外资企业的具体场景中学习，同时中国部分地区，如温州，长期积累了大量的交易知识，伴随贸易范围的扩大，将生产交易的知识扩散了开去。

　　我在东莞的资料中读到过当地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的故事。１９７８年，香港商人张子弥与东莞二轻局约定，港方负责进口设备、原料及外销渠道，中方提供厂房和劳动力。手袋厂一分钱不投资，只赚加工费，而加工费的２０％还给张子弥提供的设备费用。一打手袋卖２０块钱，收１２块钱加工费，仅３年后，手袋厂就还清了张子弥投资的３００万港币，不但拥有了全部的设备，而且面积从２００多平方米扩大到１万平方米，员工也从４０多人扩大到８００多人。工厂采取计件工资制，工人一打手袋赚几毛钱，但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工资从２０多元涨到了１００多元。过了几年，很多熟练的工人学会了做手袋、积累了资金，出去开厂做了老板。就这样，通过合作的方式，原有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与外来新的生产交易知识相结合，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创造了更高的收入。工人在工作中学到了新知识，在积累资金后出来开厂，把知识进一步传播了出去。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我要再加上改革的作用。故事的时间起点是１９７８年，如果没有那一年的解放思想及随后一系列的制度改革，类似中外合资、计件工资的新型合约关系就缺乏国家的合法保护。彼时国内已积累了多年的生产交易知识，如包产到户的知识、温州人贸易的知识，只是因为缺乏合法的保护而难以大范围地传播。改革为不同合约的出现和试错提供了合法性的保护，从而促进了资源与新知识的结合，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

　　现在的问题是，在工业化之后，新的知识从哪里来？我想，答案无非是两条，继续引入国外的新知识，同时要深入发掘中国内在已积累多年的知识。

　　外来的知识学完了吗？学到了不少，但以笔者看来，似乎仍有很大差距。尤其是，那些关于现代社会契约、法律、社会治理的知识，仍有很大的差距。君不见，近几年那么多企业家移民海外，是对我国制度环境的不信任。企业家移民，最可惜的是将知识带了出去，减缓了知识积累的速度。而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仍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也意味着我们缺乏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的知识。当下的问题是，为这些新知识进入中国腾出空间来。顺带说一句，大幅度放开进口，短期内虽然冲击了国内部分企业，但极大地提高了知识传播的速度。

　　在中国内部积累多年的知识挖掘完了吗？恐怕还远远不够。就笔者所见，中国国内各地政府与企业已试错多年，许多知识还缺乏总结梳理。那些经历过３０年来历次产能过剩、金融危机、农村改革、流通体制改革的决策者，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是我国难得的知识财富。而遇到问题时，媒体与学术机构的倾向，似乎仍是去请国外的专家，翻看课本上需求与供给、信息不对称之类的死答案，对我国已积累的知识不够重视。人才考核的方向，也不把精力往那个方面去引导。

　　最后要补充一点的是，某些部门改革滞后所带来的知识积累断流的危险。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一对室友夫妻，在霍普金斯大学读生物博士，他们曾是北京某大医院的医生，是奋斗在非典第一线的战士，移民到美国，要读书定居了。在美国也遇到不少在国内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和在医院工作的医生，他们放弃国内的事业，去美国行医了。国内从事医疗的工资待遇要远低于发达国家。人往高处走，本无可厚非，可惜的是知识的断流。这些领域的问题，恐怕不单是新知识的来源问题，而是已积累的知识难以接续的问题了。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