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有耻，有所不为。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羞耻心是做人的底线，是道德自律的基础，有耻才能有所不为。人而无耻，就会无所不为。人不可以无耻。

    西方人的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上，为免受上帝责罚而约束自身言行。有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传统，行为不受上帝约束，所以道德状况不好。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中国确实没有宗教传统，但中国人并非对自己没有约束。“行己有耻”就是自我约束；中国人的道德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对外在世界的信仰上，而是建立在内在的道德良心上，是真正的自律。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历史文献中就有关于道德自律，自责、自讨的典型事例的记载。《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吴使季札聘于鲁……使齐……适晋……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季札出使齐国途中见徐君。徐君喜好季札佩剑，季札心知，暗自心许归来时相赠。待季札归来，徐君已死。季札挂剑于徐君墓前而去。从者不解：“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说：“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我来时心里已经决定要把剑送给徐君，岂能因为徐君死了就背叛自己的心呢？

    《左传·宣公二年》记：

    晋灵公不君，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闢矣。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叹，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鉏麑受君命刺杀大臣宣子，却发现宣子是忠于职守的良臣。自问“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就在门前的槐树上撞死了。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

    文赢请秦三帅，晋侯释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秋，狄犯晋，先轸曰：“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免胄入狄师，死焉。

    应夫人求情，晋国君释放了俘虏的秦国将军。大将先轸大怒说，战士在战场拼死俘虏了他们，现在听女人的话就放了，长敌人威风，灭自己的士气，国家要亡了。吐口唾沫，头也不回地走了。当年秋天，狄人来犯。先轸说：“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我对国君放肆无礼，国君虽没有责罚，我能不自己责罚吗？不穿盔甲冲入敌阵战死。

    季札挂剑，鉏麑自杀，先轸不穿盔甲入敌阵而死，既非受人胁迫，也非谋求名利，更非畏惧神灵鬼怪的惩罚，完全出于内心要求。为了不背己心，求一己心安，虽他人不讨，亦不敢不自讨，表现了中国人视道德高于生命的高度道德自觉和自律的精神。至孔子，提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行己有耻。

    把这种精神概括为为己、有耻。

    孟子又进一步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说明了性和道，人道和天命的关系。道的基础在性，循性而行就是道。性通天人；性是人之所有，属人；而又是天所赋，亦属天。所以道本于天而存乎人，此道是人道，同时亦是天道，天道和人道合一。行己有耻，道德自律，不只是出于道德良心的要求，同时也是事天立命，天命的要求。中国人的道德自律，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道德传统。

    知耻，是中国人道德的基础，也是当前道德建设的根本问题。现在人们深感忧虑的道德沦丧，世风浇薄的状况，重要的根源就在知耻的缺失。弘扬知耻精神，就是重建中国人的道德自觉，也是提高中国人文化自觉的根本。知耻之风不扬，民族复兴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