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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五:耻

      己有耻,有所不为。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羞耻心是做人的底线,是道德自律的基础,有耻才能有所不为。人而无耻,就会无所不为。人不可以无耻。

    西方人的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上,为免受上帝责罚而约束自身言行。有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传统,行为不受上帝约束,所以道德状况不好。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中国确实没有宗教传统,但中国人并非对自己没有约束。“行己有耻”就是自我约束;中国人的道德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对外在世界的信仰上,而是建立在内在的道德良心上,是真正的自律。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历史文献中就有关于道德自律,自责、自讨的典型事例的记载。《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吴使季札聘于鲁……使齐……适晋……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季札出使齐国途中见徐君。徐君喜好季札佩剑,季札心知,暗自心许归来时相赠。待季札归来,徐君已死。季札挂剑于徐君墓前而去。从者不解:“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说:“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我来时心里已经决定要把剑送给徐君,岂能因为徐君死了就背叛自己的心呢?

    《左传·宣公二年》记:

    晋灵公不君,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闢矣。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叹,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鉏麑受君命刺杀大臣宣子,却发现宣子是忠于职守的良臣。自问“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就在门前的槐树上撞死了。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

    文赢请秦三帅,晋侯释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秋,狄犯晋,先轸曰:“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免胄入狄师,死焉。

    应夫人求情,晋国君释放了俘虏的秦国将军。大将先轸大怒说,战士在战场拼死俘虏了他们,现在听女人的话就放了,长敌人威风,灭自己的士气,国家要亡了。吐口唾沫,头也不回地走了。当年秋天,狄人来犯。先轸说:“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我对国君放肆无礼,国君虽没有责罚,我能不自己责罚吗?不穿盔甲冲入敌阵战死。

    季札挂剑,鉏麑自杀,先轸不穿盔甲入敌阵而死,既非受人胁迫,也非谋求名利,更非畏惧神灵鬼怪的惩罚,完全出于内心要求。为了不背己心,求一己心安,虽他人不讨,亦不敢不自讨,表现了中国人视道德高于生命的高度道德自觉和自律的精神。至孔子,提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行己有耻。

    把这种精神概括为为己、有耻。

    孟子又进一步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说明了性和道,人道和天命的关系。道的基础在性,循性而行就是道。性通天人;性是人之所有,属人;而又是天所赋,亦属天。所以道本于天而存乎人,此道是人道,同时亦是天道,天道和人道合一。行己有耻,道德自律,不只是出于道德良心的要求,同时也是事天立命,天命的要求。中国人的道德自律,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道德传统。

    知耻,是中国人道德的基础,也是当前道德建设的根本问题。现在人们深感忧虑的道德沦丧,世风浇薄的状况,重要的根源就在知耻的缺失。弘扬知耻精神,就是重建中国人的道德自觉,也是提高中国人文化自觉的根本。知耻之风不扬,民族复兴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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