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从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来看，整个产业链的“绿色”转型，也应是必然的题中之义。为什么要提出“绿色全产业链”这个重要命题呢？这需要从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产业政策导向说起。

　　“内涵排放”的反绿色特征

　　其实，中国早在“九五”期间就提出了产业转型升级。自此以后，各地政府在制定产业规划时，都考虑采用多种产业政策推动转型升级。但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出现政策意图和预期效果不一致、甚至适得其反的情况。

　　全球分工细化与需求分化趋势下，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创造链产生了空间分离，形成了产业链和价值链不同环节的跨地区分布特征。后发地区主要依赖“资源和环境低价”获得竞争优势，先发地区则倚重“专利保护和渠道控制”。前者主要布局了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链环节，后者则更多地布局了清洁环节。

　　中国作为后发地区，更多地布局了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链环节。一些具有清洁节能、代表新技术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经常被各地政府选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进行政策鼓励。受到鼓励的产业会在不具备成本优势的情况下大规模扩张，在产业关联的作用下，上下游产业规模也会随之扩张。如果某些关联产业具有高消耗、高污染特征，那么，政策鼓励的结果会同时带来与转型升级相逆的污染产业扩张。由此造成中国本土的“内涵能源”、“内涵排放”甚至“内涵生态容量”都很高，对外贸易往往存在高额的环境逆差。据可信的研究表明：2000—2013年期间，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共向世界输出了47.6亿吨标准煤的能源。并且由于存在能源补贴，每年有10%的补贴又通过出口净补贴给了国外消费者。

　　如我国羊绒产业，一只山羊对草场的破坏力相当于20只绵羊，100亩草场不足承载10只绵羊，至少5只山羊产的绒才能织一件毛衣。在羊绒产业链“育种→山羊养殖→制绒→纺织→服装”等环节中，包括制绒在内的生态环境消耗高的产业链前端大部分留在了本土。我国生产了全球80%的山羊绒，80%用于出口。中国用最脆弱的生态支撑了全球的羊绒需求。在全球市场需求高涨的推动下，缺乏环境规制的结果导致了对“耗竭福地”的竞相追逐，因产业关联，极大地引发了产业链前端的产业规模。

　　在我国，很多产业都有类似的特征。目前，中国已有两百多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这些工业品的加工环节大多都具有高能耗、高排放特征。

　　缺乏全产业链绿色化观念的产业政策，在环境规制不完善的条件下，即使对清洁、高技术产业鼓励，也会因产业关联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导致产业链中“高消耗”与“高排放”环节大量布局在本土，清洁环节出口到海外市场，形成了本土全产业链反向绿色化的政策困境。

　　确立绿色全产业链的政策导向

　　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是要建立清洁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一件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包括“生产→消费→废弃→处理”的全过程。因此，确保生产与消费模式绿色化的政策导向，也应该涵盖任何一件产品的所有过程。在这些过程中，除了消费环节以外的环节，都与产业化运作模式不可分割，因此可将上述的所有过程统称为“全产业链”。

　　可以说，全产业链就是从最初原材料生产直到最终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加上消费环节和报废后再制造环节的全过程：“绿色全产业链”则是上述所有环节都具备了环境友好性特征。基于绿色全产业链的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就是要通过政策设计，有效降低包括回收再用环节在内的产业链整体对环境的影响。而为了降低政策代价，达到“牵一发、动全身”的目的，基于绿色全产业链的政策视角，就不仅要考虑产业自身，还要关注与之相关联产业的绿色含量。对我国而言，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禀赋条件各异，各地资源的分布、利用程度、环境容量都参差不齐。因此，基于“绿色全产业链”的政策导向，还必须考虑按照地区的具体禀赋条件和产业基础来制定，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提高产业链整体的环境友好性。

　　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发展，是在牺牲环境和发挥劳动比较优势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发展到现在，更多的高消耗和高污染产业链环节布局在了本土，而最终产品的清洁环节大量出口；本土和海外产生的大量废弃品也大多流向了本土，在回收组织化程度低的格局下，回收再用的循环部分反而成为低技术的污染环节。这种现状下，个别产业的清洁化，根本无法改变本土在全产业链整体所表现出的高污染特征。因此，产业政策必须要基于全产业链绿色化，才能实现本土所布局的产业链整体基于绿色化的转型升级。

　　如何打造绿色全产业链

　　首先，要确定全产业链的绿色含量标准。建立基于绿色全产业链的政策导向，必须明确全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对环境资源的消费量。

　　这要求对全产业链各环节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进行统计和测算，准确评价全产业链每个环节的“生态足迹”。这就必须建立完善的产品“生态足迹”评价制度。在此基础上才能针对不同环节的绿色含量，有所侧重地制定与之相对应的各种技术政策、环境标准与产业规制等。同时，考虑到政策成本和政策效果，可对相关联产业的“生态足迹”产生原因、转移方向进行考察，通过“牵一发动全身”的政策实现全产业绿色化的转型升级。

　　其次，是基于绿色全产业链的结构重塑。绿色全产业链的产业转型升级不可以通过个别环节的“碎片化”改善，而应从全产业链视角重塑整个产业链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球价值链与国家价值链的对接与融合，并同时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

　　产业链结构重塑的目的是中国实现从全产业链的高能耗、低价值环节向低能耗、高价值环节转变。转变手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1）转移高能耗环节。通过识别高能耗、低价值环节，寻找逐步削减甚至最终转移高能耗环节的产业政策。2）压缩高能耗环节。分析高能耗环节的压缩空间和压缩成本，把握全产业链中的能耗比重大的关键环节，探索能耗降低方法及压缩比重的有效路径。3）扩充低耗能环节。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我国在低能耗环节的参与度较小。在逐步转移和压缩高能耗环节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向低能耗环节延伸。4）创造新价值环节。通过产业融合或嵌入拓展全新的低能耗环节，包括绿色能源替代、制造业服务化等；通过加强研发和技术进步实现高能耗环节向低能耗的转变；构建绿色闭环产业链，强调资源、材料的回收和再利用，通过循环利用实现低能耗。

　　再次，是基于物联网/工业4.0趋势的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工业4.0为基于绿色全产业链的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导向提供了可行的思路。政策设计应该密切关注全球产业技术的发展趋势，结合自身比较优势，预见和判断能被市场接受的主导设计可能方向，从而掌握工业4.0革命的战略制高点，在全产业链中占据技术与环境标准的主导地位。

　　工业4.0不仅是产品和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业态创新也会有突破。智能工厂的构建过程会促使企业业务流程再造，实现每个价值链环节的价值增值。这本身就构成了企业转型升级。而当价值链环节实现无缝联接时，不仅价值链架构改变，产业链也会衍生新的环节和新的活动来创造市场需求。这本身就是产业的转型升级。（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