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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

      政治经济学的新高峰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其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同志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曾专门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早有洞察。他曾发起编写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惜乎未能完成。但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战略等,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等,得到突破和发展。回想起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盛赞其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既称之为“初稿”,则有不断改进的空间,更有臻于完善的期待。又有30多年过去,1984年的县委书记已经成长为总书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迎来了新的高峰。

  习近平同志的从政生涯,贯穿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更是持之以恒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及其主持起草并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重要文献,谱写了政治经济学宏伟的新篇章。

  2015年12月先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无异于习近平同志的经济公开课,是全国经济建设与改革进入2016年的行动指南。

  经济新常态,思想新范式

  马克思早就强调“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的重要性,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恩格斯也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

  当今中国经济的规模体量、内外环境的纷繁复杂,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经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各种矛盾问题亦不断积累交错。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作出了“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面对新形势,习近平同志要求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习近平在2014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概括了“经济新常态”的三大特征: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随后在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下趋势性变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基于新常态,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例如: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的资源配置思想;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思想;

  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和调控思想;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相互协调的思想;

  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之“三权分离”与适度规模经营,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之“三位一体”与“大农合”,“条块交融、统筹城乡”与大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三农”思想;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等新型城镇化思想;

  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思想;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精准扶贫”思想;

  ……

  这些思想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富有茁壮的生命力,洋溢着时代精神和民族智慧,不仅有力指导着我国经济实践,更可望形成政治经济学的新范式。

  “范式”是源自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核心概念。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综合体,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当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研究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即将发生科学范式的变迁。范式变迁意味着新的概念传统,据此对某一知识和活动领域采取新的和变化了的视角。

  鉴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条件的日益成熟,我们有理由迎来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

  以供给侧改革为例

  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有着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和传承,又植根中国的传统智慧,而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流行概念。这一点常为人所忽视。

  例如最近几个月来,习近平同志大力倡导“供给侧改革”。当“供给侧改革”成为热词,在学界和媒体中,一些人联想起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甚至理解为里根或撒切尔夫人经济政策的某些借用。但是,如果我们重温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就会发现:生产的首要性和生产的决定作用,原本就是其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没有生产的发展作基础,分配、交换、消费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阐述的生产对分配、交换、消费具有决定作用(后几者对于生产亦有反作用)的思想,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深刻理解生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丰富的物质基础。需求侧的问题固然存在,也是重要的,但更多是短期问题。立足长远,主要应从“供给侧”着力。在需求刺激的经济政策成为世界性顽症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论断历久弥新,发人深省。而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应了历史与现实。

  实际上,习近平主持起草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已经贯穿了“供给侧改革”的思想。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现阶段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推而广之,要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这个过程必然伴随市场机制的不断深化。

  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向往呢?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1894年,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亦总结提出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经济主张。

  我们的耳边不禁回响起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富有诗意的词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广泛汲取国际经验,深入发掘本土素材;不仅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也承载了数千年的中国梦想和智慧,更饱含着十三亿多人民的长久期盼。正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更兼中外之长。是立德、立功、更兼立言也。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研究员,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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