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含着新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总的结论。“改变世界”并非一蹴而就，这是一个哲学不断切入现实的过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一经典论述向我们提示了马克思哲学切入现实的内在逻辑：“彻底的理论”——“说服人”——“掌握群众”。以此为脉络，我们能够把握到马克思哲学发展中三条相互交织同时又各有侧重的理论—实践进路。

　　“彻底的理论”进路：从青年黑格尔派到费尔巴哈派再到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把理论的彻底性视为思想正确地反映现实从而说服人、掌握群众并作用于现实的首要前提。“彻底的理论”进路，体现的是马克思所坚持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原则，它导源于黑格尔的世界观。青年黑格尔派凸显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这种立场构成了马克思面对现存世界的基本态度；但青年黑格尔派的辩证法局限于意识、思维的批判性而不接触感性世界，只能切入现实的“影子”而无法切入现实本身。一言以蔽之，青年黑格尔派改变世界的主张与囿于幻想的手段之间的矛盾，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发展的潜在“势能”。

　　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理论的不彻底性，费尔巴哈最先予以批判。《基督教的本质》等著作揭露了黑格尔哲学的神学本质，也揭露了整个青年黑格尔派阵营颠倒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根本错误，为马克思开辟出一条新的理论地平线。马克思曾指出：“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费尔巴哈又存在非历史地看待世界、预设永恒人性的思想局限。对此，马克思展开了进一步的反思。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也即说明“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而后，《德意志意识形态》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萌芽充分发挥出来，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奠基。取代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概念的是“现实的人”，即从事着物质资料生产、社会关系生产、人本身的再生产、意识生产的处于一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人。推进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既不是施特劳斯的“实体”、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也不是施蒂纳的“唯一者”、费尔巴哈的“人类之爱”，而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的交往方式。这就是马克思“彻底的理论”进路所实现的世界观—历史观革命。

　　“说服人”进路：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再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彻底的理论”进路侧重于描述马克思形成其“哲学自我意识”的过程，而“说服人”进路则侧重于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抨击敌人和争取群众的过程。在这一进路中，《莱茵报》、《德法年鉴》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三个标志性的阶段。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通过直接而有力地接触社会生活，使自己的哲学信仰不断现实化具体化，从而为其最终诉诸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说服人”标明了方向。这一时期，马克思与“自由人”等团体在思想阵线上争夺读者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人民理性”概念取代后者的“自我意识”概念，以现实社会分析取代后者的政治浪漫主义。

　　在《德法年鉴》时期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从而把说服人的工作，视为引导革命的思想前提，“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这一时期，马克思政论文章的重大意义在于从宗教批判转向对宗教世俗基础的批判，同时把改变世界的主体从“天才人物”转向无产阶级。正如列宁所说，1843年的“马克思已经是一个革命家，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这是他在“说服人”的进路中迈出的飞跃性一步。

       《德法年鉴》停刊后，马克思全面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当中，此后，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启蒙和引导无产阶级以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渠道。《资本论》及其手稿是这一批判的最高成果。在这一光辉著作中，马克思以严密的逻辑、明晰的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强大理论支撑。

　　“掌握群众”进路：从《共产党宣言》到《哥达纲领批判》

　　组建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著述之外的又一类别的革命活动，然而，这个“之外”恰恰是新世界观的必然蕴含——通过群众的物质实践活动、以“武器的批判”来变革既存世界，实现哲学切入现实的最高目标；与此同时，指导政党活动的实践需要又促成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重要文献的诞生。

   　在新世界观的基本思想初步确定之后，为了使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成为无产阶级行动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就必须同工人组织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系。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其影响之下，“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在伦敦和巴黎都建立了这样的通讯委员会。经过通讯委员会施加的思想影响，“正义者同盟”逐渐摆脱了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并开始倾向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1847年夏，“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把该组织正式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1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创作完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实践提供了最强大的精神武器。

　　1864年，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一国际成立，这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联合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更广泛的结合。马克思为共产国际起草的《成立宣言》和《章程》，体现了原则性与策略性的高度统一，在马克思哲学切入现实、掌握群众的进程中跨出历史性的一步。而在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原则性错误的过程中撰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则是马克思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部重要文献，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掌握群众”进路的收篇之作。

　　就侧重点来说，“彻底的理论”进路着眼于马克思对自己哲学信仰的清算与重铸，“说服人”进路着眼于马克思在政治舞台以政论、论战形式传播与发展新世界观，“掌握群众”进路着眼于马克思以新世界观为原则指导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活动。三者所构成的互相交织的复杂过程，本质上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进路。

　（贾丽民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