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经济工作论述”解读之四

绿色:勾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画”

 

　　刚刚到来的猴年，开门就是几天“春节蓝”。

　　“我们家都好几年没买鞭炮了。”家在北京的小田假期陪父母逛了几次公园。“看看蓝天特舒服。”

　　在北京的胡同里到处可见号召居民减少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海报。“不放挺好，没那么大烟味，街面上也没有那么多碎爆竹皮，还干净。”在胡同里生活了几十年的张大妈说。

　　张大妈的话说出了很多市民心声。据统计，2016年春节期间，北京的烟花爆竹销售量同比下降幅度约20%—30%，而这已经是连续第五年的下降。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杜甫诗句里的美景人人向往。但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在逐渐摆脱贫困的同时，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的问题也越来越严峻，甚至已经成为了政府和群众的心头大患，成了突出的民生问题。可以说，良好的环境、绿色的发展方式不仅是富起来的中国人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更是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想要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百姓的福祉，就是党的关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着精准的判断和坚定的决心。

　　“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社会经济效益！”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

　　“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云南省昭通市大山包黑颈鹤之乡

　　绿在眼里，富在手中

　　“原来在高寒山区种包谷，忙活一年连混个温饱都难；现在当上鹤管员，搞起农家乐，日子一天天好过了。”云南省昭通市大山包作为远近闻名的黑颈鹤之乡，村民陈光会这两年放下锄头成了专职养鹤人，还为前来观光的游客供应生态餐。

　　陈光会“华丽变身”的一小步映射出云南这个生态大省“绿色发展”的一大步。事实上，以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作为竞争力来实现惠民利民、加快转型发展、推动绿色跨越，绿色发展的“生态之花”正在中国大地各个地方生根发芽。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有关活动后，到琼海、三亚等地考察调研。他特别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2015年5月，在浙江召开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

　　既要“绿”，又要“富”，是绿色发展的全面追求。要让群众“绿”在眼里，“富”在手中，地方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上海交通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曦认为，政府一是积极探索绿色发展道路，地方政府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寻找适合地方生态环境条件的绿色发展道路上来,做好地方经济发展规划；二是严格执法,守住底线,不允许企业再走粗放型的发展道路，地方政府要加强环境管制,严控当地的主要污染源。

　　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曾是个发展“困难户”，作为浙江全省26个欠发达县之一、台州9个县市中体量最小的一个，仙居的绿色转型之路堪称典型。近年来，为保护青山绿水，仙居不允许乡乡搞工业，项目上实现环评一票否决，曾有一个橡塑项目要上马，200万元保证金已到帐，但环评不合格，资金退回，项目撤销。同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编制100多项园区标准化生产技术标准，严格建设项目环保准入门槛。

　　去年8月，浙江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仙居县开展县域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县委书记单坚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仙居正力争在全省率先创出绿色发展的“仙居模式”，目标是到2017年形成“四个化”，即生产循环化、生活低碳化、全域生态化、治理现代化；到2020年建成“四个区”，即绿色经济发展示范区、绿色生活方式践行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绿色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区。

　　单坚认为，绿色发展是更严的发展标准，是更远的发展追求。他说：“党中央讲发展是硬道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人民。这就要求发展既要为了当代人，更要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让蓝天常在、让青山常在、让绿水常在。”

　　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指出：“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

　　如何将“绿色发展”融入深化改革的基层创新？江西带头作出了积极实践。2012年，江西启动袁河流域的萍乡、新余、宜春三市水资源生态补偿试点，探索实现跨市行政区交接断面水质、水量控制目标。在生态补偿试点推动下，袁河水质恶化趋势得到遏制，由袁河串起来的仙女湖等重要水库再现“一湖碧波”。

　“绿色发展搞上去了，就可以挂红花、当英雄”

　　长期以来，不少地区以GDP统计数据作为考核政绩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标，导致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关注短期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长远构想。破除“唯GDP论英雄”的旧有观念，开创社会协调发展、政绩考核评价的新模式是新常态下的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GDP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不能光追求速度，而应该追求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不能盲目发展，污染环境，给后人留下沉重负担，而要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

　　2013年9月，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总书记再次指出：“要给你们去掉紧箍咒，生产总值即便滑到第七、第八位了，但在绿色发展方面搞上去了，在治理大气污染、解决雾霾方面作出贡献了，那就可以挂红花、当英雄。”

　　山西省晋城市作为我国重要的无烟煤生产基地、山西最大的煤化工基地，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结构带来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使晋城深受其害。据了解，在山西省11个地市的空气质量排名中，晋城曾经一度落到了第九位。

　　“十二五”期间，晋城把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各项规划的制定中，对130家企业实施了强制清洁生产审核，提前一年完成了“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全市大气污染防治、重点流域项目实施、水质目标改善等多项考核排名全省第一、空气质量排名全省前茅，成为山西省PM10值、PM2.5值下降幅度“双达标”的城市之一。

　　在晋城市委书记张九萍看来，绿色发展是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改变，管的是全局、根本、方向和长远。她认为：“绿色发展是理念更是行动，靠的就是认认真真地抓，扎扎实实地干。只有坚持知行合一，坚持久久为功，不断创新思维、完善机制，把绿色发展贯穿、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才能使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理念落到实处，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中石化天津分公司

　　“烟筒不冒烟、锅炉不见火。”大气污染防治是关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国家把大气污染防治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京津冀的“雾霾防治”重点区域更是开展了多次联合行动。据了解，天津市PM2.5的来源，扬尘污染占30%、原煤燃烧污染占27%、机动车污染占20%，天津市能源结构中，原煤燃烧比例占56%，每年消耗煤炭量5300吨，因此减少燃煤量和提高煤炭质量是减少冬季“供暖性雾霾”的重要手段。2014年，天津公开发布了《贯彻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会议精神的12条措施》，并提出重点任务分解表，对部分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新的完成时限和进度要求。天津市环保局副局长谢华生向人民网记者表示，天津将来实行散煤清洁化替代，对全市自备电厂和35蒸吨以上燃煤锅炉开展燃煤清洁利用；对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2017年底实施改燃并网或关停。

　　“改燃并网工程目标实现后，每年可减少燃煤357万吨，二氧化硫排放2.86万吨。2012年，天津市中心城区改燃并网工程启动，燃气供热占0.8%、燃煤锅炉供热占65%；2014年，中心城区燃气供热占24%、燃煤锅炉供热占41.7%；到2016年，天津市计划实现中心城区无燃煤供热，”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穆怀国介绍说。

　　制度建设助绿色理念化为自觉行动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下，党中央不断建立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追责相关体制机制。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荆林波告诉人民网记者，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的讲话、论述、批示超过60次，足见其对绿色发展的重视。

　　2013年5月24日，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

　　在2015年7月1日，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时他提出，要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要求，对问题突出的地方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责任。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办法规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坚持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

　　2015年，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国家意志落实成法律权威，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性最强的“绿色保卫战”正式吹响了“集结号”。

　　运城、嘉兴、咸阳、揭阳、昭通、延边……据统计，截至2015年10月底，环境保护部6个区域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对30个城市开展了综合督查。在地方层面，除安徽、海南、甘肃、宁夏等4个省（区）正在或准备开展综合督查外，其他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对134个市开展了综合督查。

　　2015年3月，在廊坊市环保综合督查情况反馈会上，首次出现了党委“一把手”的身影，廊坊市委书记王晓东出席会议并表态；随后，江西省副省长、九江市委书记殷美根，铜陵市委书记宋国权，昭通市委书记范华平先后出现在本市的综合督查情况反馈会上。“以前都是市委书记、市长叫我们去开会，现在是我们有需要就报告领导来开会。”河北省廊坊市一位环保官员告诉人民网记者，环保综合督查给环保工作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亲力亲为。

　　2015年以来，环保约谈的节奏也明显加快。截至2015年10月底，环境保护部约谈了长春、沧州、临沂、承德、驻马店、保定、吕梁、资阳、无锡、马鞍山、郑州、南阳、百色、张掖、海西州等15个城市的政府主要负责人。山东临沂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术平被约谈后，表态保证不会再受到第二次约谈；百色市长周异决被约谈后表示将亲自分管环保工作。

　　通过环保约谈，各地一批突出的环境问题也得到解决，有效推动了区域环境质量的改善。在环保法的严格要求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变“被动整改”为“主动整改”，在生产转型升级时更多地考虑“绿色因素”。

　　广州华润热电有限公司厂区

　　制度建设的日益完善推动了“绿色发展”理念落到实处。2014年，华润电力对火电机组实施了100余项节能技改项目，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烟尘排放量同比下降了25%、46%、47%。“国家的环保要求越来越高，作为企业，与其被国家标准追着走，不如我们一次性多投入，直接改造到位，这样反而更能保证我们后续生产的节奏稳定。”华润电力的一位项目负责人说。

　　循环经济也是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有些地方已经和企业联合进行了有益有效的探索。

　　产业园循环利用示意图

（资料来源：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2014可持续发展报告）

　　广西贺州的循环经济产业园里有三个业务领域完全不同的工厂：电厂、水泥厂和啤酒厂。循环经济的模式将它们连接到了一起：啤酒厂产生的中水电厂消纳；电厂产生的粉煤灰、脱硫石膏被水泥厂回收利用；啤酒厂所需的水、电、蒸汽全部由电厂供给，排出的硅藻土、酵母泥、酒糟等循环交付水泥厂掺烧处理。

　　这样的“混搭”，使得产业园从建设到投产都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丰收。产业园的绿色收益有多少？这些数字足以说明问题：贺州循环经济园园区节约土地1050亩，每年节能降耗标煤29万吨，节水78万吨，废水处理复用263万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425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3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6万吨，产生循环经济效益约1.94亿元。

　　用法律树立规矩，将个案变成常例，绿色发展理念如星星之火，渐渐燎原。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绿色发展理念既包含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传统思想精髓，也展现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科学判断。

　　虽然困难众多，任务艰巨。但可以预见的是，有正确理念的引领，有规范制度的保障，有上下齐心的行动，绿水青山“长出”“金山银山”的全面小康可期！“看得见山水，记得起乡愁”的美丽中国可期！

　　（唐维红 白真智 孙阳 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