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开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浦东开发开放促进了对外开放由南向北发展,带动了长三角和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上海城市转型发展。浦东开发开放是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第一,浦东开发开放在渐进式改革中意义重大。
基于谨慎探索和稳步推进的原则,改革开放有一个由浅入深、从简到繁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改革,主要完成了生活资料和一部分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市场化改革;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浦东开发,全方位的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得以深化,如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产权交易所、人才市场的建立。
浦东开发开放本身也具有渐进式特点。此前,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面向港澳台,基本是在制造业领域采取 “三来一补”的合资合作方式,开放地域有限,开放产业层次较低。浦东开发开放后,地域上转向以日美欧为主,产业上逐渐上升至通信电子、仪器装备、汽车及高技术等领域,并从制造业领域扩展到商业、金融、保险、证券等现代服务业。
第二,浦东开发开放在沿海开放中具有重要作用。
浦东开发开放与1980年建立的5个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开辟的经济开放区一起形成了沿海经济开放带。这些对外开放地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出口创汇、引进先进技术等方面起到了对外窗口和对内辐射的作用。
同时,浦东开发开放还催生了沿海保税经济的蓬勃成长,把港口吞吐、运输物流、出口加工、进口贸易、转口及离岸贸易等原本不同的业务整合成一条产业链,对中国大规模、高效率参与国际航运、国际贸易的竞争合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三,浦东开发开放在体制创新上先行先试。
例如,在经贸规则上先行先试。浦东经历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初步发展、拓展、转型,进而迈入自贸试验区阶段,注重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初步形成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发展软环境。
又如,在制度创新上先行先试。浦东以创建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现代国际贸易示范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探索实施服务业税制改革试点等为重点,率先探索形成符合国际惯例、有效促进功能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率先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适应国际大都市特大城区发展要求,建立扁平高效的新型区域管理体制;推进农村资源要素市场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改进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的新社会管理制度,等等。
第四,浦东开发开放在新城建设方面率先突破。
浦东新区的建立提升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能级,不仅明确新区建设要带动老城改造,而且强调新区布局要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概念,注重环境、形态和功能的紧密结合,不断运用新科技、新材料、新方法和新手段,引领了中国城市面貌的革新。
在园区建设方面,浦东开发开放也率先突破。围绕发展金融、贸易、科技创新等功能,浦东规划建立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四个特色鲜明功能各异的开发区,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功能载体。
在利用外资方面,浦东开发开放也积极作为。围绕建设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目标,浦东着力集聚世界经济精华,推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的产业发展方针,精心挑选外资项目,培育和引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这使得浦东得以跳过“三来一补”的初级加工阶段,直接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第五,浦东开发开放积极服务国家战略。
与“一带一路”相互促进。在具体功能上,浦东金融创新可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科创中心建设能支持自主技术和品牌创新“走出去”;自贸区建设将加快与国际规则接轨,形成宽广度、差异化、全谱系制度创新产品体系;价值链优势将由国内产业链向外延伸,建立跨国产业链。
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相辅相成。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带动下,先是上海呈现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高速、高质和高效发展格局。接下来,从苏锡常到南京,从杭嘉湖到宁波、温州,相继实现了快速发展。安徽也适时提出呼应浦东开发开放的皖江战略,推动芜湖、安庆、铜陵等地区及时接受东部辐射和产业转移。
从整个长江流域来看,江西、湖南、湖北、重庆和四川等地都主动顺应浦东开发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动能,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和对华投资热潮的机会,经济总量和结构得到明显提升和改善。下一步,我们可以对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与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给予更大的期待和信心。
(作者:沈开艳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