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

　　这是《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

　　弄错了吗？《共产党宣言》这般艰涩？

　　没有错，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连载了一个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一篇叫《大同学》的文章，其中翻译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里的这段文字。当然，用的是文言文。

　　也许，换种翻译方式大家就不会陌生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有趣吧？这段文言文是目前所见《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文。而《共产党宣言》，这个最初在欧洲到处游荡的“幽灵”，在中国的开始竟然如此聱牙诘屈。

　　然而，这还不是《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的最早接触。两者的缘分可以追溯到更早。

　　孙中山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

　　1896年，英国伦敦有个30岁的年轻中国人。他在国内无处存身，被迫流亡到这里。因为对清王朝统治下灾难沉重的祖国和个人命运前途未卜的忧虑难以释怀，他经常步行到大英博物馆，埋首在各种丰富的著述之中，广泛了解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这个年轻的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动情况，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就是孙中山。

　　历史，某些时候就是这样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却又深在情理之中。

　　正是孙中山这位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率先按下了《共产党宣言》与百年中国命运紧密联系的按钮。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纷纷重视和研究《共产党宣言》的思想。稍后，更多党派和人士也纷纷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当然他们此举，决非赞成马克思主义或自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只是出于改变中国的强烈愿望，认为《共产党宣言》是西方众多进步学说中的重要著作，应该加以研究。于是有关《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便不断出现在他们的文章中。

　　成舍我最早摘译《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真正引起国人高度重视，进行全面广泛的研究和传播，当然还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在这一时期，最早翻译介绍《共产党宣言》的人，是后来成为著名报人的成舍我。1919年4月6日，他在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第16号“名著”专栏中发表了以白话文体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最后几段文字，包括十大纲领全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译者署名为“舍”。1919年5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6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的第五、六部分介绍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该文对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加入到研究和宣传《共产党宣言》的行列之中。

　　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完整中译本的首个译者

　　陈望道属于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那批知识分子。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期间，他就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并阅读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深受其影响。回国后，他先在浙江一师任语文教员，后辞职回到家乡分水塘村。

　　潜居乡间的陈望道选择家中僻静的柴房作为工作室，开始专心致志地翻译《共产党宣言》。其后，该译文由陈独秀在上海筹建的“又新印刷所”承印，并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发行，时间是1920年8月。这就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首个完整中文译本。

　　它一问世，就在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初版印的1000册很快便售完。因供不应求，一个月后再版，又印1000册，仍然售空。应广大读者的一再要求，到1926年5月止，陈译本已重印达17版之多。这期间，该书三易书名，四改译名，六换单位，冲破了一次次查禁封锁，创造了出版史上的传奇。而陈译本之后，陆续又有新的译者翻译的全译本面世，销量都非常巨大。据一些学者的统计，到2008年，这本书在中国一共拥有12个译文不完全相同的全译本。

　　直接催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在近代，没有哪一本书能像《共产党宣言》那样，如此深刻地影响着百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就在陈独秀等人出版《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同一个月，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大地上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名字就叫“中国共产党”，它实质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陈独秀还亲自执笔，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份文件直接以《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为依据，宣告中国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并以“中国共产党”来命名，这为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