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述评】  

　　作者：光明日报记者 刘文嘉 王子墨

　　2019年8月19日，一场关于敦煌文化的座谈在莫高窟举行。2019年9月18日，一场关于黄河的座谈会在郑州召开。作为主持者，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引发了广泛关注。

　　在敦煌，他说，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需要“更加博大的胸怀”。

　　在郑州，他说，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讲好“黄河故事”。

　　随后，主流媒体的新媒体，以一个短而有力的题目发回报道：“习近平的黄河足迹”。

　　敦煌在黄河上游，东南望，“黄河远上白云间”。郑州在黄河中下游，东北望，“黄河落天走东海”。上下游之间，这条巨流贯穿了三秦、中原、齐鲁，影响了燕赵、吴越、巴蜀，绘出一个民族历史命运的形状。

　　它连接古今。两千多年间决溢1500余次，改道26次，最终在今天寻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如何从文化高度升华道路自信，是它留给今人的题目。

　　它汇通中外。出青藏山川、过黄土高原、入浩瀚大海，无数人赋予它文明碰撞的意涵。今天，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生历史性交汇，它所代表的文化，必须改变“被书写”的历史，重新在文明对话中出场。

　　大河之畔，新时代的领路人和他所带领的人民，正在作答。

　　前瞻

　　2014年，在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后，一家外媒刊发长文分析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文章再次引用了拿破仑“中国是睡狮”的判断，并说，中国在历经30多年的财富急剧增加后，又面对着百年以来最佳的复兴之路，需要有人，“引领这个曾经几度辉煌的东方之国，在历史的又一个转折关口走向自己新的梦想”。

　　这一年，是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第四年，何时超越美国正在引发各种预测。有专家推断是2025年，有国际组织预测是2030年，有文章甚至说，就在当年。

　　但北京的视野，在更大的历史中。

　　当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0月，在一场重要座谈会上，他向现场的文学艺术家们说：“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超过十亿人口同时迈入现代化，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以世界文明为坐标、以民族文化为本位进行现代化，中国面前没有先路。习近平回答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文化上的深层呼唤。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2014年这篇外媒长文使用了这样的题目：“正在唤醒中国的习近平”。

　　唤醒，内含一种立足于历史的前瞻性。实际上，文化的“唤醒”，贯穿于习近平地方领导实践的全过程——

　　在河北正定当县委书记，当他得知《红楼梦》电视剧组在寻找外景基地，力排众议，说服有关部门修建荣国府旅游景区。景区开放当年，就带动正定旅游收入突破1700万元，后来更是成为国家4A级景区。

　　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文化意识已断流多年。罕有人想到，文化二字，还能与“产业”相连，还能与“软实力”相连。

　　在福州当市委书记，他首创名人故居挂牌保护方法，建立福州市考古队，为福州三坊七巷文化遗址的保护修复倾尽心血。直到今天，福州各类名人故居门口的保护牌依然带着这样的落款，“福州市人民政府立，一九九一年十月”。

　　那是20世纪90年代，商品气息弥散于新生的市场，“开发”与“拆建”正是社会话语系统中的热词。而他说，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

　　主政浙江，他思想中更多的“率先”与“开创”，与这个文化大省相遇。人文优势成为著名的“八八战略”的关键词，文化研究、保护、传播、人才、产业促进构成了系统性的文化施政方略。

　　那是新千年之初，新世纪的考题与改革开放先行地率先短兵相接。浙江要解答，到底如何由富而强。而这个问题，深层上是个文化命题。

　　现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整个儿在经历由富而强的进程，地球上唯一具有数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民族，正在重返世界舞台中央，习近平的历史担当与文明视野正在引领这个进程。“两创”“三个独特”“四个讲清楚”，曲阜讲话、敦煌座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旨演讲，历史性地将三个自信上升为四个自信，无不呈现着“新时代”三个字所内聚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文化的瞭望与前瞻，改变过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现在，正在深刻改变黄河长江之国。

　　溯源

　　每年元旦的新年贺词，是世界观察中国领导人的一个着眼点。

　　《诗经》《宋词选》《群书治要》《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大全集》……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时，背后书架上的中国古典著作每一次都引发中外媒体关注。这就像一个隐喻：

　　当一位大国领袖带领中国翻开新的历史之页时，“背靠”的，是数千载文明史。

　　这个姿态，带有深沉的历史感。

　　近代以降，中国被炮火轰入世界历史，各路思潮蜂拥而入。如何看待自己的数千年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忽然间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百年间，各种思考不断。其中，有“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自守，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杂糅，也有“打倒孔家店”的割裂。即便救亡与解放的历史命题在新中国诞生的一刻已经完成，在文明传统的层面，一个问题始终未有明确解答：

　　中国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复兴，什么意义上的复兴？

　　“习近平面对的难题是，不能使中国成为文化的流浪儿、精神的乞讨者，因此必须唤醒中华文化中的传统文化基因，同时又必须赋予其现代化的灵魂。”有国外学者撰文指出，走向复兴的中国，不可能是“文化空心”的。

　　这是五千年文明史从未断流的国家，这是经历百年彷徨、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这是用几十年走过西方国家上百年发展历程的国家。在对这种西方人看来“最不可思议”的民族命运进行整体性思考之后，新时代，中国开始寻回自己的逻辑。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两创”“三个独特”“四个讲清楚”，是习近平为中国再次认识自我、解释自我、塑造自我提供的方法论。

　　黄河涛声之中、齐鲁大地之上，他说：“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中国最高领导人出席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讲话，这是首次。

　　从古都北京、到三秦大地，他说：“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中国最高领导人几乎每一次地方考察，都必有文化内容，必有文化圣地。

　　世界历史反复言说，有希望的民族，文化绝不能“木乃伊化”，要如火生生不息，如水汩汩不断。伴随着习近平的文化足迹，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五千年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大国复兴的浑厚底色——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滋养着新一轮改革开放；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融入了新发展理念；为政以德、慎独慎微的训诫，丰富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在把握历史文化命脉的能力上已迈入新境。

　　家国同构、尊时守位的传统，强化了中国社会的公序良俗；天下大同、和合共生的思维，塑造了中华儿女的世界眼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滋养着核心价值观培育……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将五千年的文化活水引入当代。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在文明意义上，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复兴？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在文明意义上，中国到底该如何实现这样的复兴？

　　“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这是新时代的回答。

　　对话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深刻洞察。

　　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的新时代相遇，理解这段话需要将视野拉远，以“百年”为单位进行观察。

　　著名历史学者彭慕兰曾在中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里，画出了一个“大分流”——19世纪欧洲工业化开启之后，东西方差距急剧扩大，东方与西方，不再构成政治经济层面的对等概念：

　　19世纪中期英国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全球人口约四分之一是大英帝国子民，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属于“日不落帝国”，世界进入所谓“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1894年美国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一，截至今日，已经在这一位置上持续了125年；1991年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有人宣称“历史终结了”。

　　从“大分流”以来，世界史就以西方中心的视角书写，东方国家包括中国，都是“被书写者”。他们被称为“远东”，是西方世界的边缘；他们的城市或被冠以“东方巴黎”“东方芝加哥”的别称，成为西方的镜像。一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叙事模式由此衍生：现代/传统、文明/野蛮。普遍性成了西方文明的旗帜，特殊性则成了非西方文明的标签。

　　时间轴拨转到今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两年。中国即将创造人类史上诸多新刻度：十几亿人彻底告别绝对贫困，十几亿人整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十几亿人同时迈入现代化……以至于有人感叹：“中国改变自己，就是在改变世界。”

　　这是新的历史时刻，自“大分流”以来关键性的“重心转移”：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迁移；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开始为人类文明史提供多元视角。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摆脱冷战、后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需要超越“二元对立”“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需要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寻找国与国之间深度连接的方式。

　　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的超越性所在。

　　2013年3月，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就在莫斯科向世界阐发了“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一年后，他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文明对话的原则：多彩、平等、包容。此后，他无数次呼吁全世界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并以这样的高阔格局重新定位中国：“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引发世界深度共鸣。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见证了“张骞凿空”“法显西行”“鉴真东渡”的故事，涵养了“和衷共济”“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格局。这个民族格外理解，诞生了帕特农神庙的民族、设计了金字塔的民族、修筑了凯旋门的民族、建造了万里长城的民族，需要为未来形成更加紧密的共同体；而西方三圣的哲学、孔孟老庄的智慧，则必须要成为人类所能调集的整体性思想精华。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生发于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经验、开放的哲学特质，最终，形成了既能彰显民族特色又能深刻观照人类命运的理论表达。

　　它向中国与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号：

　　今天中国的民族复兴，内在于人类的整体命运；今天中国文化的挺立，与70多亿人口、200多个国家地区、2500多个民族的文化命运，休戚相关。

　　开新

　　回头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始终贯穿着一条伏延千里的线索。

　　1928年，内忧外患之中，哲学家梁漱溟开始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他提出了一个目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

　　1938年，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二年，史学家蒋廷黻撰写了《中国近代史》。他写道，“我们一面须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中华民族在近代所遇着的难关是双重的。”

　　1983年，史学家黄仁宇写完了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他写道：“将中国吸纳入现代世界的任务，可能尚待完成。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必须采取综合主义，将现代西方的种种观念及原则融合而一，其规模之大尚属空前。”

　　1998年，港英时代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在回忆录里写道，“我认为在比较西方和东方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更多的是由时间的差异而非深刻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结果。”20年后的今天，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丁·雅克在他研究中国的著作《大国雄心》中批驳这个观点说，“大错特错！”

　　“尽管时间不断推移，环境不断变化，但文化的传承性却是稳定的。”

　　历史如是翻过。

　　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后来者中国，始终面对着“古—今、中—西”关系这一巨型文化命题，史页间不断呈现着各种回答：洋务、西学、新学、师夷长技、实业救国、新文化运动、科玄之争、百花齐放、文化革命、双百方针……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迫切询唤答案，怎么办？

　　这就是文化自信及其所包孕的丰富的文化思想，在此时产生的历史性意义。

　　它让古与今相连。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带着这种醒目的历史感，中国的领路人习近平，在文艺、哲学社会科学各个文化领域的座谈会上都专门讲述传承与现实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他令人印象深刻地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观中透视中共党史，说了这样一段话：“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这就是文化自信。与其说，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不如说，这是从文明的高度，说清楚道路的必然性。

　　它让中与外相通。

　　一方面挺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一方面提升全球视野与开放胸襟；一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建设，一方面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建构，中国领路人对中国与世界文明张力的把握，让世界印象深刻。百年大变局的历史风云之下，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中国的发展优势正在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文化理念正日渐上升为共同体层面的概念体系。

　　文化的出场，就是民族的出场。这让十数亿人产生了这样的信念：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进入到冲刺期，已经由过去的逐一生成现代文明要素的阶段，进入到全面生成整体形态的时代。

　　今天，是大江大海汇流的时刻。